在北京的中轴线上，有一座完整的古建筑埋于地下，它就是位于正阳门南侧的正阳桥。1992年3月，修建正阳门南侧地下人行通道时，施工人员曾经挖出古桥，复又埋藏地下。据挖掘结果显示，正阳桥是—座单券石拱桥，架在护城河上，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曾是北京古城中轴线上最大的一座古桥，连接着内城与外城。桥中与箭楼间的距离为58.5米，折合180尺。在中国古代建筑的“象数”学说中，180是“周天之半”，象征“正阳”之象。这座古桥渡的历史渊源以及蕴含其中的深厚的人文历史价值，是值得探索的一个话题。
清乾隆南巡图正阳桥和五牌楼中
皇家仪仗出前门右转
一、正阳古桥与“独树将军”
如果说卢沟桥的前身及其“卢沟古渡”是决定北京城起源的第一桥渡的话，那么正阳桥的前身及其正阳古渡，本文兹命名为正阳古桥，则是决定北京城成长壮大的第一桥渡。
据《析津志》记述，元代“世祖建都之初，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这就是说，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面的大树为基点，向北延伸作为大内的中心线。该树被元世祖封为“独树将军”，成为北京城中轴线的起源。这棵大树的具体位置在何处呢？
据后人研究，关于这座“第三桥”的位置一说是在金中都北护城河（下游称闸河，上游为金口河）向东名为“闸河”上的第三座闸桥。另一说是从丽正门向南的道路上跨越第三条河流的桥。“第一桥”即丽正门前护城河上的桥，大约在现在天安门广场国旗杆稍南侧的位置，“第二桥”的位置在当年金中都北护城河向东即“闸河”之上，闸河的位置在现在的新帘子胡同一线，大约在今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之间。而“第三桥”则应在今正阳门箭楼处，跨在从闸河向东南流的古高梁河上。
据历史记载，金代时，曾开西山的金口，引永定河水，以沟通北京和南北运河的漕运。永定河从金口东流，在前门向东南流，后废。这条河道实际是高梁河古河道。《魏土地记》曰：“㶟水又东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蓟东一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澡水。”在这条河道上，“除渡船外，还有渔民打鱼，打上鱼后，都摆小船到小桥的西侧卖鱼。”据《天府广记》记载：“正统时因修城壕，作坝蓄水，虑恐雨多水溢，故于正阳桥东南低洼处开通壕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后来，这里逐步建起了一些房屋，有了街巷。这个在元时的小鱼市，变成了鲜鱼巷，即为现今的鲜鱼口前身。
所以，前述“第三桥”即正阳古桥应该位于前门的正阳桥附近，而“独树将军”大约就在今箭楼的位置。刘秉忠以树定位还体现了中国古代立“社”之意，以象征元大都的“社主”，而中国古代早期的“社主”就是一株大树。故此，特建议北京市政府应该在该处立碑、或在地面立标记以纪念北京城的原点及中轴线的起源，以彰显正阳古桥在北京古城历史上的特殊人文价值。
二、正阳古桥是北京古代主要交通要道的汇聚点和起始地
值得纪念的不仅是北京城的原点及其中轴线的起源。正阳古桥在北京历史上长期起着交通重要节点的作用，它的起源或许比北京城的起源更早。
明《皇都积胜图》中的正阳桥
《唐土名胜图会》中的正阳桥和正阳桥牌楼
尹钧科先生所著《北京古代交通》一书中指出：“北京城市聚落的起源就是由于它处在与东北、西北、西南几条古代大道的交汇点上。”根据侯仁之先生的研究，古代北京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存在着“太行山东麓大道”、“居庸关大道”、“古北口大道”和“燕山南麓或山海关大道”。那么这四条大道的汇合点在何处？许多文献将其定位于古代蓟城或广安门附近，均过于笼统。
据研究表明，在今北京城西侧的“白云路、三里河东路、展览路至西直门火车站一线（即原京张铁路环城段)很可能即为古时经蓟丘、过澡水、入南口，西进蒙古高原之路。”此说可能性很大，但从古代在今海淀一带是水网密布的相当辽阔的沼泽地带，从交通便利性来看，北上西进蒙古高原之路还有更大的一种可能性。秦始皇广修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其中就有一条是由咸阳东行，沿太行山东麓到达蓟城，然后东行,经燕郊、夏垫、三河、段甲岭至无终（今天津蓟县），可达碣石、辽东。此路是蓟城通往东北的主要道路，“路宽丈余,季节性通车马，遇洪则阻，冬春通，夏秋断，历年需要修复。”从秦始皇东巡碣石到曹操北征乌桓，从汉光武帝追击敌军到隋炀帝东征、唐太宗东征，都曾经在这条古道上留下过历史的烟尘。（至此，值得叙说一句，北京自古以来可能是曾经来过或住过帝王最多的一座城市）如公元614年（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东征高丽，唐朝大将李世绩率步骑六万余人从陆路到蓟城，诸军集于幽州（今北京）并在蓟城南郊大举誓师后，出征所走的路线就是这条古道即京榆古道。
笔者认为通向西北的“居庸关大道”，号称“蓟辽走廊”的“古北口大道”、“燕山南麓或山海关大道”即京榆古道的起点，虽在历史上有所移动，但稳定下来的位置就在正阳古桥桥址附近。理由有两条，第一，这几条大道均为从古幽州蓟城的东门而出，直到跨过从闸河向东南流的高梁河后才开始分叉而行。第二，从交通区域联系的功能性特征和交通地理学控制点的作用来看，区域联系的功能必然受到交通控制节点的约束，依据“面—点—面”的连通原则，“点”的作用必然要起到“聚集”与“发散”的特点，而这个控制“点”的定位，必然会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而形成为重要节点，这就是正阳古桥的特殊位置与价值所在。自中原而北上的“太行山东麓大道”的准确终点也可以认为正是穿过辽南京城或金中都到达的正阳古桥。
三、正阳古桥与“三海大河”的内在渊源关系
从古代北京城市的水系关系看正阳古桥的历史价值，也可以发现这座古桥其特殊的城市历史作用。
“三海大河”（即今流经北海、中海、南海的故道)和㶟水故道，曾是永定河在全新世早期和晚全新世早期行水的主河道。当时的永定河水自石景山、衙门口一带东流，至八宝山北折至田村，东流经紫竹院、德胜门、积水潭，再东南折向什刹海、北海、中南海、石碑胡同、正阳门、鲜鱼口、龙须沟，流向马驹桥。自东汉以后才改道蓟城南，而故道为高梁河，且在正阳古桥处较为狭窄而适宜渡河的地段。
“三海大河”的遗迹，据史料记载，在辽代时被改造成为城郊风景区，在湖心岛上营建了瑶屿行宫。金代则建成专供皇家游幸的太宁离宫。公元1179年起，金世宗又疏浚改造区域河流，扩大湖泊面积，并以浚湖之土筑高琼华岛，此即今日之北海公园的前身。而太宁离宫，在元大都兴建之前就成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夏宫。特别是，琼华岛与陆地的桥梁联系在三海东岸,在辽金时代，辽、金都城向北、东北和向东方向的道路很发达，直到元占领中都后、兴建大都之前，联系上都和中都的道路均为金中都及以前开辟的，其中自中都城到琼华岛的主要通道应该在“三海大河”的东侧。所以，从早期的幽州蓟城到辽南京城、金中都城的东门出发，走向东、北方向的“居庸关大道”和“古北口大道”，因受地理上的限制，必须向东绕行古积水潭（海子），在正阳古桥处渡河向北。其中“居庸关大道”正处于如今的北京城中心一段，须自正阳古桥处，沿着海子东岸一直向北，跨过万宁桥后再绕行海子东北角，即今什刹海东北角和鼓楼之间，然后向北或沿海子北岸斜向西北，到达德胜门或与健德门之间再向北往居庸关方向。
如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即北京自元大都以来的中轴线正好建立在辽南京城、金中都城或更早的蓟城向北的“居庸关大道”上。据上世纪80年代考古钻探发现，在景山以北发现南北向的道路遗迹，宽达28米。当时判定是元大都中轴线上大道的一部分，但未可不是元大都之前的“居庸关大道”一部分，此种可能性相当大。
四、正阳古桥与大栅栏附近“斜街带”的形成
笔者还进一步认为：延续如今的大栅栏地区的数条斜街的形成，极有可能也与上述路径的走向有关。
据有关研究，大栅栏地区几条著名的呈东北—西南方向的斜街，是在元大都兴建之后，从新城（北城，元大都城）与旧城（南城，金中都城）之间的交通联系发展而来的。其间的最近路途正是从北城的丽正门（今天安门附近）出城向南，跨过正阳古桥后转向西南方向的斜街，最后到达南城东部即金中都的施仁门（今虎坊桥附近）进入南城。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前门大街东侧鲜鱼口地区呈西北—东南方向的斜街，则是因为沿着历史上形成的一条水道而形成的，这条水道即当时从闸河向东南流的古高梁河故道。
上述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否还有更久远的因素呢？诚如上述，本文认为，大栅栏地区的斜街带及其邻近的胡同、建筑的形成时间可能会更早，至少早在金中都建成施仁门时，或早在辽南京的东门安东门(位于如今的广安门内大街、烂漫胡同北口西侧）建成时，甚至有可能早在唐幽州蓟城东门建成以前，就形成了。其形成原因，主要的就是人们出城东门后以最短路径到达正阳古桥位置，或者说从几条进京大道的汇合点能够以最短距离进入南城。故正阳古桥对于北京城的发展意义极为重大。随着元大都的兴建，直到明嘉靖年间，前门外一直处于城外，未纳入城市街区改造规划。也许因其早已形成了庞大规模，也就只能维持下来，从而成为北京斜街的著名历史遗产而保留下来，成为一处珍贵的城市记忆而永存。
综上所述，作为北京城市的一处地下古迹的正阳古桥，不仅在桥梁与渡口方面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而且在北京城市历史发展与地理变迁中，与城市中轴线的起源、古代城市水系的变迁、北京古城的交通路线重要节点的形成、古代城市地理空间的变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复杂的内在联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彰显出正阳古桥的特殊历史价值与人文魅力，为后代留下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王世仁，北京正阳桥及牌楼述略，北京文博，张展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6。
王春创意，推测元大都“独树将平”的位置,2012.11.1。
朱祖希著，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中华书局，2007.4.
梁从诫,最后的湿地，中国靑年报2002年6月12日。
于徳源，富丽著.北京城市发展史 先秦-辽金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6。
魏智芳，图考北京大栅栏地区斜街成因。
来源：北京史地民俗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