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古都文化的深厚底蕴，京味文化的独特风情，红色文化的热血基因，创新文化的蓬勃锐气，在此交融激荡，共同铸就了这座世界名城博大而鲜活的文化肌理。《北京文史集萃》荟萃北京古今文史，凝炼千年京华记忆，着力展现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发展脉络与时代传承。本专栏旨在为读者开启一扇了解北京历史，感受中华文化魅力的窗口。
明北京中轴线上的国家礼典
文/李宝臣
中轴线：皇朝政治礼制轴线
北京在明清时期的正式称谓是京师。京者大也，师者众也。《春秋公羊传》“桓公九年”讲，“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古代数序为万、亿、兆、京。京为最大，十兆为京，亦有万兆为京之说。师不仅表示人口繁盛，同时也含教导表率与军队肃武之意。显然，京师地域开阔，人口众多，在皇朝繁杂的各类事务中，皆扮演着重要角色。诚可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
北京城市中轴线是民族文化遗产，也是历史礼制记忆。明清京师通过这条轴线，把外城、内城、皇城、宫城纳为一体，在四重城市空间结构与文化意义上，充分表达了皇权意志与都城社会的文化特征。一般而论，凡是够得上民族象征的城市文化，一定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文化思想传播穿透力，人们普遍认同甘愿接受，构成社会意识的主流；二是张扬主流文化的物质载体；三是荟萃融合的文化传统。
传统礼制是一整套维系社会秩序的制度与道德规范。《说文解字》讲“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一源于上古的敬畏神灵而形成的祭祀礼乐规范，历经周公、孔孟及其传人尤其是宋儒不断归纳演绎丰富，形成祭祀敬天（人文构建的先验的皇天天理秩序）、忠君孝亲与修身认知的礼乐文明道学体系。
礼作为历代制度文化遗产与宋代道学构建的“天理”的外化形式，主要由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中的一整套礼典、礼仪与价值观构成。分为三大类：祭祀，庆典，个人认知世界、陶冶心性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理念核心在修身养性与认知世界上。随着历史推移，明中期以后的道学愈来愈僵化，不免沦为思想禁锢，欺世盗名，逐利自肥的工具。阳明心学突出挑战程朱理学教条，反对空谈说教，以“致良知”学说，启迪独立思考。不过，这只是道学内部意见冲突，并未发展成为否定礼制基本观念的理论。
礼制在操作过程中，呈现层级化特征，越是社会“上层”，在享受礼制优越的同时，所受约束越繁密。上层人士的行事作风历来受社会关注，因之，必须让他们自敛自重，为民众做出榜样。对于普通人来说，礼不见得都是强制性的，通常由价值观而不是由惩罚来说明为什么古人普遍认同礼制约束。对于个人而言，关键不在程序繁复上，而在培育锻造人之羞耻观念上。
传统礼制充满着尊卑等级身份意识，维系的是等级高的一方的体势和体面。从社会管束功能与范畴上看，属于程序规范性强而适用性差的制度，并不能全面通行当时社会，多数规矩规则只在中上层运行。不可否认，构成社会政治行为体系的礼制，见之行动者皆具程序化、标准化与表演性、象征性。
朝廷礼典首先表达的是以礼为标准的政治信念与一统之君对和谐安定社会的期待，其次才是仪式本身的凝重和神秘的场面。在一个向来看重表率和感召作用的国度里，礼作为先民政治道德遗产的文化形式，贯穿于华夏文化体系之中，早已深入人心。京师礼制文化模式主要由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中的一整套礼典礼仪行为构成。
明北京中轴线上的国家礼典
明代朝廷礼典运作延续历史传统，分作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类。重大礼典多数在永定门到鼓楼中轴线上的坛庙和宫殿举行：
吉礼，《周礼》讲以吉礼事邦国鬼神祇。明朝官方祭祀分大中小三级。大祀十三项次：分别在天坛大祀殿、崇雩坛与圜丘举行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祭天，皆祭昊天上帝；在太庙（今文化宫），春夏秋冬四孟月与除夕五次祭本朝列祖列宗；在社稷坛（今中山公园），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其他安定门外地坛夏至祭地，朝阳门外日坛春分祭日，阜成门外月坛秋分祭月，亦属于重大祀典。中祀二十五项次：属于中轴线坛庙重大祀典的为先农坛祭先农与亲耕，其他不在中轴线上坛庙举行的重大祀典的为春秋仲月上丁日孔庙祭先师孔子，春秋仲月择日祭历代帝王庙。小祀八项。清朝大祀项目与明所差无几，只是把祭日月降为中祀，覆灭前夕又把祭先师孔子提升为大祀。中祀减少到十二项次。群祀即小祀增加到五十三项次。
嘉礼，《周礼》讲以嘉礼亲万民。奉天门御门听政，清改在乾清门举行。颁历，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初一日，正式迁都并首次在奉天门颁“大统历”。十月初一日在午门进行。乾隆时为避帝名弘历讳，改“时宪历”为“时宪书”，“颁历”改称“颁朔”。在宫廷正殿奉天殿（皇极殿）举行登极、朝会、大婚、宴飨、上尊号和徽号、册封后妃等。
宾礼，《周礼》讲以宾礼亲邦国。朝廷接待他国君长、使节的典仪与社交礼仪规范。
军礼，《周礼》讲以军礼同邦国。皇帝亲征、命将、凯旋、受降、午门献俘等，均涉及承天门、午门、奉天门、奉天殿等。
凶礼，《周礼》讲以凶礼哀邦国之忧。哀悯吊唁忧患之礼。先秦时代的凶礼包括丧葬程序仪式以及荒礼、吊礼、襘礼、恤礼等。荒礼哀凶札；吊礼哀祸灾；禬礼哀围败；恤礼哀寇乱。这四项古礼在秦统一以后消失。凶礼演变为专指丧礼，程序复杂而铺张。其中朝野哀悼，程序最复杂，用时最长的莫过于皇帝丧礼。皇帝过世停灵后在承天门公布遗诏。
五礼中除军礼外的四礼都与普通人生活息息相关。如吉礼中的祭里社、祭谷神等，就与朝廷的祭社稷一脉相承；嘉礼中的婚礼；宾礼中的社交礼仪；凶礼中的丧制丧服。
从永定门到鼓楼中轴线坛庙宫殿建筑系列上举行的朝廷大典甚多，不能一一细数，在此择其重者圜丘祭天、登极与大朝三项简述。
圜丘祭天
中国历史上国家祭祀大典首推祭天。
天坛，在正阳门外东侧，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初制天地合祀，称天地坛（大祀殿），嘉靖天地分祀后，始专称天坛。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堆土成丘，圆形的称圜丘，方形的称方丘。圜丘祀天，方丘祭地。《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讲，西汉成帝年间在长安南北郊分别修建了圜丘与方丘。“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瘞于北郊，即阴之象也。”以后历朝大都沿袭这一传统。南北郊分祀天地。
天坛圜丘 艺汀 摄影
先民祭天传的传统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天”是中华传统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祭天表达的是“天人合一”的人文宇宙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诗经》“我将”讲“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董仲舒《春秋繁露》“顺命”讲，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中华文明史上，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皆具敬天、畏天、祈天庇佑观念。不可否认，后世儒学构建的“天人合一”理念，不过是维系皇权纲常的政治套路与伦理框架。这不是探索天体物理自然的实学，而是社会秩序的价值体系。
明初建都金陵时，在钟山之阳建圜丘，之阴建方泽（地坛），分祀天地。经过十年实践，太祖以为分祀方式存在巨大缺憾：首先，帝王乃父天母地的天子，敬天礼地分开祭祀犹如离间父母骨肉至亲而不近人情；其次，分祀繁琐，浪费资源财力；其三，露天祭祀常受风雨阻隔而不得不中断。《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一年（1378年）冬十月乙丑条记改圜丘，“建大祀殿十二楹，中四楹，饰以金，余饰三采”。第二年正月十一日举行合祭大典。从此定下每年正月中旬择日合祀天地于大祀殿的制度。
永乐迁都北京，延续太祖旧制，建天地坛大祀殿，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殿内。
嘉靖九年（1530年）恢复天地分祀。在大祀殿（今祈年殿）南建圜丘祭天，安定门外建方泽坛祭地。大祀殿则改作孟春（一月）祈谷与季秋（九月）大享之所。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改称大享殿。
地坛方泽坛 宏描 摄影
新建圜丘三层。顶层径五丈九尺，高九尺；二层径九丈，三层径十二丈，皆高八尺一寸。四陛出各九级。两道坛壝，内圆外方，象征天圆地方。
圜丘建成之际，《明世宗实录》嘉靖九年十月辛未（十五日）条记：礼部进呈新拟定的圜丘祭天程序仪注，简单归纳主要准备工作的程序是：前期五日，御牺牲所视牲；前期四日，御奉天殿，太常寺进斋戒铜人，太常博士请太祖祝板于文华殿，候帝亲填御名捧出；前期三日，御奉天殿，百官朝服誓戒；前期二日，御奉天殿亲填祝板。前期一日，御太庙告庙，随后乘舆至天坛，由西天门入，至昭亨门外降舆，走左门至圜丘恭视坛位，然后到神库视笾豆，到神厨视牲毕，仍由左门出至斋宫斋戒。
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冬至，百官先期分列神路东西敬候，三鼓又称三更（子时），皇上由斋宫乘舆至昭亨门外降辇，在神路东的更衣幄次换祭服，盥洗净手，随之循中路至坛前拜位。分献官各就位。清改日出前七刻祭天。一昼夜分十二时辰，一百刻。一刻时长约14.4分钟。
届时圜丘顶层正中设“昊天上帝”神板南向，配位太祖神板西向。正位，配位神席用龙椅龙案，上设锦褥。从祀的日月星辰风云雷雨神牌设在二层。置于案上。圜丘前神路两侧，陈中和韶乐，东南燎坛，西南望灯台高杆悬挂大灯照亮祭坛。灯台初制一座，崇祯年间改为三座，杆高九丈九尺九寸。
仪式分为九大程序依次进行：
燔柴迎神，奏中和之曲；
奠玉帛，用苍璧，奏肃和之曲；
进俎，又称奉牲或奉馔，奏凝和之曲；
初献，奏寿和之曲，先舞武功之舞，再舞文德之舞；
亚献：奏豫和之曲，舞文德之舞；
终献：奏熙和之曲，舞文德之舞；
撤馔，又称为撤豆，先饮福受胙随即撤下供品以待焚烧，奏雍和之曲；
送神入化，奏安和之曲；
望燎，又称奉燎，奏时和之曲。
祭仪核心在三献之后的“饮福受胙”。皇上率领百官虔诚地付出，一定要换回皇天福佑。皇帝升坛跪拜，奉爵官酌酒跪献，太常寺卿一旁诵祝：“惟此酒肴，神之所与，赐以福庆，亿兆同沾。”皇帝饮福酒毕，奉胙官奉胙跪献，皇帝受之转递执事，遂出圭俯伏，率百官再拜行礼。酒胙只能由皇帝代表皇朝接收。
仪式结束，皇帝回大次易服还宫。
祭天时，由坛门外大次通往圜丘的路上铺满了席子。洪武八年（1375年）规定，皇帝脱鞋升坛。执事、读祝及分献陪祭等官员皆脱鞋于大次外。协律郎、乐舞生跣袜就位。此礼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废除。
每年祭天不可或缺，如皇帝不亲临，便要派人代行，仪式简约。首先，拜位降到三层阶下，升坛从西阶；其次，初献朗诵祝文时，代行人只能俯伏于二层阶下，不能停留在顶层；其三，减去饮福受胙程序。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直接从上天那里得到赐福，哪怕是皇帝指定的人也不能代他承受。最后，望燎时退立西边。其他程序与皇帝出席一样。
祭天是要获得上天的启示与眷顾，表现皇帝奉天行政的绝对权威。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皇帝或他指派的人才能祭天，除此以外，严禁其他任何人祭天。王夫之说“天者，往古来今而成纯也。”天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容空间与时间的一切，构成观念上的绝对意志。祭天同祭地及日月星辰诸神一样，仪式的核心不在于神灵膜拜，而在于伸张皇朝的集体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念包含着等级秩序的和谐与皇朝团结安定的期盼，民众若想获得超自然绝对神灵的眷属，只有通过皇上才能实现。皇帝是唯一能与上天对话祈福的人。
皇帝独握祭天权力。皇朝通过法律、行政手段，斩断除皇帝以外一切人与上天对话获取天示天眷的机会，一方面维系君主神人双重性的绝对；另一方面防止反叛者通过与上天对话的仪式，煽惑民众蓄谋造反。不过，天眷与天惩从来相伴相生。反叛力量同样也会营造天赐天示的神话故事，从而否定现实政权，证明造反的正当性与必然性。祀典礼仪是皇朝工具性、表述性、象征性与文化性的信仰与实践。
明代登极仪
皇帝登极分两种情况，一是开国之君，二是继嗣之君。前者具备欢快庆祝条件，尽可铺张，以昭示天下聚拢人心。明太祖的登极仪式十分隆重，现场“大乐鼓吹振作”，进表、宣表等程序一样也不少，百官朝贺更是舞蹈，拱手加额山呼万岁。后者以继承人身份登极的，不管是太子，还是孙子代位继承，或是无嗣近支遴选继位者，都要面对先皇刚刚过世的现实，首要任务是作为丧主，主持先皇丧礼。历史上，皇帝过世称为国丧，百日之内禁止娱乐。然而，国不可一日无君，必须让嗣君在治丧的同时尽快登极。因此采用了变通方式，就是维持场面恢宏浩大，而屏弃庆典欢乐气氛。与大朝仪鼓乐齐鸣的喜庆场面相比，嗣皇登极显得沉重肃穆。
毫无疑问，嗣君登极系国之大事，必在宫廷正殿奉天殿（皇极殿）举行，而永乐迁都以后诸帝登极的地点不尽相同。粗翻《明实录》抽检五位皇帝的登极地点可知：仁宗、宣宗在奉天门；宪宗、武宗在奉天殿；熹宗在文华殿。
奉天殿，明永乐年间建成。明嘉靖年间改名皇极殿，清代改称太和殿。宏描 摄影
仁宗、宣宗、熹宗未在奉天殿举行登极大典，实属无奈。永乐十八年（1420年）奉天殿建成，十九年（1421年）元旦举行盛大的正式迁都庆典以后，三个多月，便在四月初八日，遭雷击毁坏，直到正统五年（1440年）三月才动工修复，六年（1441年）九月竣工。因之，仁宗、宣宗只能选择奉天门即位。熹宗登极时遇到同样问题。明代奉天殿曾三次遭雷击火灾。第二次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十三日，次年七月起工修复，四十一年（1562年）竣工后，改称皇极殿；第三次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六月十九日。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起工修复，七年（1627年）八月竣工。可见熹宗登极也不可能在皇极殿。
《明会典》卷四十五记述了奉天殿（皇极殿）登极程序：
钦天监设定时鼓。尚宝司设宝案于奉天殿。鸿胪寺设表案于丹陛上。教坊司设中和韶乐，设而不作。鸿胪寺设诏案。锦衣卫设云盖云盘于奉天殿内东，别设云盖于承天门上，设云舆于午门外，设宣读案于承天门上西南向。是日早，遣官祗告天地、宗庙、社稷。上具孝服，设酒果，亲诣大行皇帝几筵前祗告受命毕，即于奉天殿前设香案酒果等物，具冕服行告天地礼。随赴奉先殿谒告祖宗毕，仍具衮冕诣大行皇帝几筵前，行五拜三叩头礼毕，诣母后前行五拜三叩头礼毕，诣奉天殿即位。鸣钟鼓。锦衣卫设卤簿大驾。上服衮冕御华盖殿。文武百官各具朝服，入丹墀内候。鸿胪寺引执事官进至华盖殿行礼毕，赞各供事，奏请升殿。
上由中门出，至奉天殿升宝座。锦衣卫鸣鞭。文武百官上表称贺。上命百官免贺，免宣表，止行五拜三叩头礼（原注：成化以后，执事官进至华盖殿，将行礼时，即传旨百官免贺）。百官出至承天门外候。翰林院官赍诏书用宝讫。鸿胪寺官请颁诏。翰林院官捧诏授礼部官由奉天殿左门出。锦衣卫于午门前候，捧诏置云盖中，导至承天门开读行礼。
颁诏仪式在承天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宣读即位诏书之际，臣民在金水桥南聆听。读毕，将诏书放置在木雕金漆凤凰口中，从城楼上徐徐降下。礼部官员双手承托朵云木盘接住，放于龙亭中抬到礼部，用黄纸誊抄发至全国，是为金凤颁诏。
登极仪因皇帝寿数不同而举行，间隔不确定。明十六帝传承，短的一个月，长的四十八年。实际上，登极仪是简约版的大朝仪，只鸣钟鼓而不奏乐，同时也免去了朝贺上表、宣表与山呼万岁等程序。这是尊重哀悼先皇与现实皇权交接需要之间的权宜运作。新皇登极诏告天下：新年号的使用一般都从第二年元旦开始。
大朝仪
冬至、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万寿（皇帝生日）俗称皇朝三大节。届时都要在奉天殿（皇极殿）举行盛大典礼庆贺。在此，综合《明会典》卷四十三与《春明梦余录》卷七的相关记载，扼要叙述大朝仪的场面与程序：
皇极殿内，中为宝座。座旁列镇器，座前悬挂着以黄绳系之的铜丝帘，帘下设毡，毡尽处设乐。
典礼前一日，尚宝司在殿内御座东设宝案，宝座南设香案；鸿胪寺在殿外门东设表案两张；礼部主客司在丹墀中道左右设番国进贡方物案八张；钦天监在文昭阁（文楼）设定时鼓；教坊司在殿内东西设中和韶乐，皇极门内东西设丹陛大乐，乐队全部面向北。
典礼当日，锦衣卫在殿内东西设羽扇；掌领侍卫官三人于殿内东西对立；锦衣卫正指挥一人在宝座前铜丝帘右侧面东而立；百户二人于帘下左右对立；殿内南部，锦衣将军六人面北而立；四隅东西对立将军四人；其余侍卫大汉将军各分立于殿陛等处。殿外丹陛丹墀御道左右陈卤簿仪仗；皇极门外东西面北陈车輅步辇。金吾卫分别在皇极门外与午门外左右列甲胄武士仪仗。旗手卫在皇极门外布列旗帜，午门外陈金鼓。御马监牵仗马；锦衣卫引驯象在文昭、武成阁以南东西对立。钦天监在丹陛东设报时位。
殿门外，东西对立锦衣卫千户六人、传呼鸣鞭锦衣卫百户四人、光禄寺署官四人、序班二人。表案左右，导表六科都给事中二人、序班二人。鸿胪寺司宾署丞率序班十六人在八张贡品案两侧东西对立。丹陛丹墀东西对立鸣赞官十二人。丹墀御道前端左右面北站立鸣鞭四人；丹墀东西分列纠仪御史十二人。
午门与文昭阁定时鼓在三时敲响，文武百官齐集午门外。定时鼓五时再次敲响，引班官引百官及藩部属国使臣等顺序从左、右掖门进入，到丹墀广场上排班序立。丹墀中路左右木栅上，礼部预先已放置侍朝班序牌，每一牌上大书品级（清改范铜品级）。百官按文东武西，各依本人品级归队排列。捲簾将军将宝座前铜丝帘卷起，退出殿门。全场肃立等候皇上升殿。
定时鼓第三次敲响，午门钟声起，执事礼部堂上官与内鸣赞一人；陈设表案并负责举案的序班五人；典仪鸿胪寺司仪署丞一人；捧表礼部仪制司四人；展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二人；负责宣表、致词与传制等事项的鸿胪寺堂上官五人；捧宝尚宝司官二人；导驾六科给事中十人；殿内侍班翰林院官员四人；中书官四人；纠仪御史四人；序班二人与受命祭告坛庙归来的官员一起来到中极殿（原称华盖殿，清改中和殿）外，恭迎皇上到皇极殿升座。
钟声停止，迎导各官入中极殿序立。遣祭官复命完毕退出。礼部堂上官跪奏方物贡品毕。鸿胪寺卿跪请皇上升殿。导驾官前导，尚宝司捧宝前行，奏中和韶乐圣安之曲。皇上到皇极殿升座。导驾、随驾官东西对立在殿内两侧柱旁。其后，东为侍班翰林院官，西为中书官。再后，纠仪御史、序班。尚宝官置宝于案上，分立于导驾官之上。
皇上升殿坐定。乐止，鸣鞭报时。鸣赞唱“排班”，班齐。赞礼唱“鞠躬”，大乐奏起，百官四拜，赞“兴”（站起），平身，乐止（演奏暂停）。典仪唱“进表”，大乐再起，给事中二人导引表案至殿东门止，序班举案进入殿门，放置殿中，退立东西柱旁，乐止。内赞唱“宣表目”（宣读中外百司朝贺进表名录），礼部尚书与宣表官进殿跪宣后，叩头退出。赞“宣表”，展表官与宣表官进殿中跪，外赞唱“跪”，众官皆跪。展表官展表，宣表官宣表。宣毕。展表官分东西先退出。殿内外赞齐唱“俯伏”，大乐作，众官听口令站起，乐止。宣表官退出。序班举表案于殿东。外赞唱“跪”，众官皆跪，代表群臣致词的大臣跪于丹陛中道宣读贺词，词句简单基本固定，冬至为“律应黄钟，日当长至，恭惟皇帝陛下，应乾纳祜，奉天永昌”。元旦为“具官臣某，兹遇正旦，三阳开泰，万物咸新。”万寿节为“具官某，钦遇皇帝陛下圣诞之辰，谨率文武官僚敬祝万岁寿。”致贺结束，众官在外赞官的唱导声中，俯伏，兴。乐作，四拜，兴。乐止。传制官到御前跪奏传制，由殿东门靠东出至丹陛东侧，面西而立，称“有制”。外赞唱“跪。宣制。”制文与朝贺祝词一样，也是固定的，冬至为“履长之庆，与卿等同之。”元旦为“履端之庆，与卿等同之。”万寿节，因是皇帝生日，不能“与卿等同之”，所以没有传制程序。
礼典高潮在传制之后。大乐奏起，群臣依鸣赞官口令依次行礼：俯伏，兴，乐止，搢笏（将笏板插入腰间），三鞠躬，舞蹈，跪，拱手加额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呼毕。百官出笏（将笏板从腰间取出），随后仍依鸣赞官口令连续动作：俯伏，兴，乐作，四拜，兴，乐止。仪制司奏礼毕，奏中和韶乐，再次鸣鞭。皇上起驾回宫。大典结束。
精心筹备、繁文缛节的大朝仪，声势浩大整齐肃穆。文武百官在不停地跪拜山呼中，烘托出君权神授，君权绝对的氛围。其实，群臣并看不见端坐在皇极殿内宝座上的皇上，皇权能量就像把他包起来的皇极殿那样高大雄伟，那样幽邃深远，那样坚固凝重。皇权绝对模式也铸定了政治性建筑模式。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中，宫廷建筑一直占有特殊意义，构成北京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最重要特征。皇极殿对于宫廷、都城与皇朝都是唯一的。
故宫太和殿 刘明月 摄影
大朝仪与嗣皇登极仪相比，区别主要在营造氛围上，在登极仪上设而不作的中和韶乐、丹陛大乐，在大朝仪上一律奏起。同时，群臣还要在皇上“传制”后，舞蹈山呼万岁。此外，没有大学士请宝程序，群臣上表的内容也不同。嗣皇登极仪式结束，回宫要迅速更换孝服返回守灵之处，而大朝仪之后，皇帝回宫还要受皇后率领嫔妃朝贺。清朝的大朝仪基本延续了明代的操作程序而有所简化，最显著的是放弃了山呼万岁环节与极大地减少了跪拜次数。
山呼万岁并非君臣日常会见礼仪
当代古装影视剧中的臣见君情景，无不是跪拜称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与历史相去甚远。
其实，万岁一词，秦以前并非君主专用，众有喜庆之事，多齐呼万岁，取其祝颂成功欢乐万代长存之意。《战国策》“齐策四”讲，孟尝君食客冯谖矫命当众焚烧了薛地负债诸民的契据，“民称万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讲，蔺相如携和氏璧使秦，“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史记》“项羽本纪”讲，楚汉相争，汉王刘邦困于荥阳，纪信假冒刘邦降于项羽，谎称“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刘邦乘机从城西门逃走。可见集会性喜事，众人高呼“万岁”乃当时社会直抒心胸的习惯，尚非帝王专称。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十一论道：
万岁，盖古人饮酒必上寿称庆，曰万岁。其始，上下通用为庆贺之词，犹俗所云万福、万幸之类耳。因殿陛之间用之，后乃遂为至尊之专称，而民间口语相沿未改，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久之遂莫敢用也。
“万岁”变成皇帝专称，始于汉武帝。《汉书》卷六“武帝纪”讲，元封元年（前110年）正月，武帝行幸缑氏（今河南偃师）。诏曰“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太始三年（前94年）二月，“登之罘（山名，在今山东烟台），浮大海。山称万岁。”显然，这是武帝与御用文人导演的皇帝登山，随从众人闻听山呼万岁的神话，借此营造君权神授予皇权膜拜的观念，让社会坚信皇权出自天择天眷。万岁顺理成章成为皇帝专称。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在古装剧中频繁使用，可能是受传统戏曲的影响。元明杂剧是南戏以来的传统戏曲剧目，只要是皇帝出场，必伴随喊“万岁”。如元施惠《幽闺记》（又名《拜月亭》）第四出“罔害皤良”，聂贾列面君奏事后退班，两次皆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传统社会上下阻隔，宫廷生活封闭，民间戏剧创作涉及有关皇上的礼仪生活细节，多是道听途说或出自想当然。在帝制时代，除了皇帝家人及其近侍外，有机会经常面见皇上的人极少。五品以下官员若不升迁，除非特殊机遇，即使做一辈子官也难近距离的一睹天颜风采。
五品以下京官虽不能直接面见皇上，却都要出席大朝仪等盛大的国家庆典。刚刚讲过，明朝举行大朝仪时，全体出席官员包括执事、乐队，尽管看不到皇极殿（奉天殿）内端坐的皇上，却都要听从口令，山呼万岁响彻云霄。元朝的大朝仪同样如此。因此，在传媒技术贫乏年代，这一朝野关注，声势浩大，出席人员众多的盛典，最具向社会扩散的能量，经过辗转相传口述描绘，促成官员见皇上必喊万岁的深刻社会印象。从而被传统戏曲剧目采用并前置“吾皇”，形成见君固定台词“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实际上，在明朝大朝仪上，虽然群臣齐呼万岁，但常朝君臣会面议事决策，官员并不高呼万岁。明太祖曾说“万岁实亦虚词”。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朔望日御奉天殿，百官朝服列丹墀东西，再拜，鞠躬，称“圣躬万福”。常朝，官员一拜三叩头而后奏事议事。
作者简介
李宝臣，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北京参事室文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