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都城轴线比较视角下北京中轴线的突出性价值
The Outstanding Values of Beijing Central Ax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Ax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apitals
孙燕，邓阳雪，田芯祎
SUN Yan, DENG Yangxue, TIAN Xinyi
摘要：本文简要阐述了北京中轴线作为一处世界遗产的历史、地理空间范畴的界定、遗产价值特征，并借助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其与印度世界遗产拉贾斯坦邦的斋浦尔、法国世界遗产巴黎塞纳河畔所包含的城市轴线建筑群进行比较，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首都城市轴线建筑群在规划理念与物质形态层面的差异，以深入阐述北京中轴线具有的独特性与突出普遍价值。
关键词：北京中轴线，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城市轴线，价值特征
0 引言
“世界遗产”是当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最具影响力的全球遗产保护项目，项目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下文简称《世界遗产公约》）为基本制度依据，旨在保护对于全人类而言具有“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自然和文化遗产[1]。为鼓励缔约国积极参与世界遗产项目，更加系统地实施《世界遗产公约》赋予的义务与责任，世界遗产中心于1977年推出第一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 （简称《操作指南》）以规范、细化公约实施。而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1978年第一批《世界遗产名录》公布12项遗产，由此开启了延续至今的世界遗产申报与评估工作。截至2024年第4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结束，已有1223项遗产登录《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已有59项世界遗产，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基于《世界遗产公约》第1条，登录《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应具备“突出普遍价值”，即“罕见的、超越了国家界限的对全人类的现在与未来均具有普遍重要意义的文化和/或自然价值”。其中“文化遗产”应是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纪念物”“建筑群”或“遗址”[1]。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世界遗产公约》保护的文化遗产是与特定场所联系紧密的、具有特定物质形态的历史遗迹，其价值的阐述也需借助物质形态的特征得以表达。
为确保《世界遗产名录》的代表性、平衡性和可信度，近期世界遗产申报与评估的程序日趋复杂，评估标准与要求日趋严格。在评估标准上，具备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不仅需符合《操作指南》[2]第77条定义的价值标准i至标准vi中的1项或多项，遗产的保存状况还需符合真实性、完整性及保护管理要求（见《操作指南》第49-53条、第77-119条），即需要接受对其价值意义与物质形态保存状况的双方面评估。
依据《操作指南》附录5确定的遗产申报材料格式，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阐述始于对遗产发展历史与保护管理状况的梳理，以此为基础开展遗产构成要素的认定、遗产区与缓冲区边界的划定、价值特征的提炼，进而引入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提名遗产与全球相似遗产进行比较，以确定其在世界范围的代表性与独特性，从而更为准确地辨识遗产的突出性价值。在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阐述的过程中，比较研究被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引入，旨在借助遗产物质形态的异同，客观地呈现提名遗产与相似遗产价值的异同。在实际工作中，遗产构成要素的认定与价值特征的提炼往往是相互印证、不断修正的过程，而比较研究则相对客观，更关注于遗产地作为一个整体在物质形态层面的特征，也关注于遗产价值阐述的角度与要点，以这两方面内容为支撑，探讨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简称ICOMOS）于2005年完成的《世界遗产名录：填补空白—未来行动计划》 报告提出世界遗产价值阐述中的比较研究应以遗产类型、遗产所属区域—年代、遗产主题3个方面为框架，借助比较研究寻求具有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现存空白作用的遗产提名项目[3]。
本文希望借助世界遗产价值阐述中的比较研究方法，以遗产地的物质形态的表征为切入点，将北京中轴线与拉贾斯坦邦斋浦尔市、巴黎塞纳河畔等处于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且包含城市轴线建筑群的世界遗产进行比较，展现东西方城市轴线规划理念的差异，更为深入地认识北京中轴线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
1 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的价值特征与比较研究分析框架
1.1 北京中轴线的时空界定
2019年发表的文章《浅析作为文化遗产的北京中轴线及其保护现状》已就北京中轴线的特殊性进行过讨论。作为世界遗产提名项目，“北京中轴线”指自元代延续至今始终统领北京老城规划格局的城市轴线建筑群，北端钟鼓楼，南端永定门，两者之间的城市轴线的位置与走向和故宫中轴线基本重合，而在城市空间中，中轴线建筑群由若干南北向道路引导形成联系紧密且呈现均衡对称的建筑格局。具体而言，北京中轴线是由建筑与遗址等不同类型要素构成的组合体，包含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5类共15处遗产构成要素[4]。根据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第1条的定义，北京中轴线属于文化遗产中的“建筑群”类型。遗产区范围完整地包含了15处遗产构成要素现存所有历史遗存，且覆盖了构成要素之间起到重要连接作用的历史道路与广场（图1、2）。缓冲区范围则涵盖了遗产区周围构成其直接历史环境的城市区域，包含历史水系、历史街区、历史道路、景观视廊等遗产环境要素。
1 北京中轴线遗产构成要素的分类及其属性，郑楚晗 绘
2 北京中轴线的遗产构成要素与遗产区、缓冲区示意，郑楚晗、邵龙飞 绘
北京中轴线始建于13世纪元大都的规划与建设，规划格局的基本形态形成于16世纪明中期北京内城与外城的修建，城市景观经18世纪清乾隆时期对景山等遗产构成要素的局部增建与改建而日趋丰富，进入20世纪后建筑群在使用方式与空间形态上所经历的公众化转变更使其兼具开放与包容的特质。其历史发展演进可分为5个重要阶段：元大都时期始建、明中期基本规划格局形成、清代景观秩序的丰富、1912-1977年公众化转变、1978年至今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北京中轴线始建于元至元四年（1267年）大都城的建设1）[5]。元大都是中国历代都城中严格遵照《考工记》所载规划范式而建的城市，街巷规整有序，宫城位于全城居中偏南的位置，商业街市居北。元大都中轴线南北纵贯多重城廓，以道路为骨架联系起桥梁、御苑、宫城、城门等重要建筑，全长约3.75km，由此确立了北京中轴线的位置与走向。位于今中轴线北段的万宁桥与地安门外大街的位置与走向自元代始建未曾改变，为明清北京城延续元大都中轴线提供了物质见证。而中轴线北段钟鼓楼周边的商业街市也形成于元大都时期，其功能与历史街巷肌理保存至今，构成北京老城格局中的“后市”所在。
明永乐四年（1406年）以宫城营建为标志2）[6]，明北京城中轴线在继承元大都中轴线的基础上营建。永乐十八年（1420年）位于中轴线北端的钟鼓楼、中心位置的宫城紫禁城（今故宫）、御苑万岁山（今景山）、东西对称的庙社建筑太庙与社稷坛、皇城南门承天门（今天安门），及内城之外的祭坛天地坛与山川坛（今天坛与先农坛）初步建成3）[7]。正统四年（1439年），内城正南门正阳门建设完成4）[8]，明北京内城中轴线形成。此后明嘉靖时期推行的“分祀”制度促使中轴线两侧的祭祀建筑内增建了一批新的祭坛，奠定了今天所见祭祀建筑的主要格局。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为强化城市军事防御，外城开始修建并形成了北京老城“凸”字形城廓5）[9]。伴随外城建成，北京中轴线的南端由正阳门向南延伸至永定门，形成长达7.8km的基本格局：以钟鼓楼为北端，经万岁山、紫禁城、承天门、正阳门，至南端永定门的城市轴线建筑群，太庙、社稷坛、天坛、先农坛紧邻轴线两侧布局。相较于元大都，明北京城中轴线以4组布置于轴线两侧呈严整对称格局的祭祀建筑，突显古代城市规划对礼仪传统的尊重与强调。
清北京城中轴线继承了明代的整体格局，仅对部分建筑群内部、居中道路进行了改建，以丰富、强化整体建筑群景观的层次与秩序。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至雍正七年（1729年）间，位于中轴线南段的居中道路由土路改造为砖石道路6）[10]。乾隆十四年（1749年），原本位于景山山体东北的寿皇殿建筑群被重建于正北轴线之上，以供奉帝后御容7）[11]；十六年（1751年），设供奉孔子牌位的绮望楼于山体以南的轴线上，并在山体之上以中轴线对称建设五亭，成为北京中轴线上的景观制高点，进一步强化建筑群居中对称的格局8）[12]。
步入20世纪后，以清帝退位为标志，北京中轴线开启其公众化转变历程——原有皇家建筑逐步成为服务于公众的开放场所。1914年，社稷坛被辟为中央公园，成为北京老城内第一处城市公园，随后先农坛（1915年）、天坛（1918年）、故宫（1925年）、景山（1928年）、太庙（1930年）陆续对公众开放。这其中，位于中轴线核心位置的天安门广场的变迁无疑最为生动地见证了北京中轴线的公众化历程。该区域自20世纪初至1977年完成的改扩建使之逐步从原本封闭的宫廷广场变为面向公众开放的现代首都核心，成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里程碑式的成就[13]。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在规划格局上尊重并延续了北京中轴线的传统理念，建筑群通过建筑比例、尺度、形式与材料的设计，强化了中轴线居中、对称的景观秩序。近现代的历史也使北京中轴线成为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见证了中国社会从王朝统治迈向现代国家的历史变迁。
1978年至今，随着社会各界城市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北京中轴线承载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得到关注，中轴线的遗产构成要素陆续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或历史建筑，开展了一系列遗产保护与历史环境整治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为2005年竣工的永定门重建工程。工程方案在技术层面严格依据《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14]的要求，参考考古发掘成果、历史测绘图纸和历史照片等多方面资料而确定。重建后的永定门旨在形象地标识出中轴线南端点的位置，恢复历史格局的完整性，并未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北京城市发展的基准线，北京中轴线伴随北京老城的变迁不断演进、延续至今，始终对城市格局发挥着统领性的作用。理解北京中轴线空间与时间的范畴，需认识到遗产地是由不同时期历史遗存累积叠压的产物，而不存在凝固于某一历史时间节点的“完美”形态。
1.2 北京中轴线的价值特征
中国古代都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其选址、规划与营建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礼仪性。早在先秦时期，国家礼仪制度就已借助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手法展现在城市形态之中，成书于这一时期的《考工记》即体现出这样的城市规划理念。古代都城中轴线建筑群的基本格局即在强烈的国家礼仪制度影响下形成，在城市尺度上，建筑群具有居北面南的朝向，以宫城前朝正殿为基点，以居中道路纵贯宫城、皇城、郭城等层层城廓，轴线之上或轴线两侧对称布置有宫苑、市肆、礼仪祭祀、城门等重要的功能建筑。中轴线建筑群作为都城城市形态的核心，多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并对全城格局发展发挥着重要的统领性作用——城市道路格局以中轴线为基准呈对称布局。而在自身物质形态上，建筑群则通过建筑选址、尺度与形制、景观视廊的设计，营造出具有层次性和秩序性的城市景观，显示出在全城规划格局中的礼仪性（图3）。
3 2012年北京中轴线航拍，饶强 摄
在承载的文化意义上，都城中轴线建筑群居中、对称的规划格局展现出中华文明长期以来的“中”“和”文化传统。“中”意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和”意为均衡有序，和谐稳定。中国古人认为，大到自然规律、国家秩序，小到社会伦理、为人处世，都应当遵循“中”“和”的准则。《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15]即指出“择中”观念对于都城规划的重要性。《周礼 ·大司徒》指出，“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合也，四时之交也，风雨之合也，阴阳之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16]这里则将居中的位置与天地万物的调合、国家社会的安定紧密联系在一起。
再者，都城中轴线建筑群的功能布局极大地受到《考工记》所载理想都城规划范式的影响。《考工记》成书于先秦时期，而后于西汉时期补入《周礼》，其中“匠人建国”“匠人营国”篇章对都城选址、规划与营建的论述则成为儒家经典描绘的理想都城范式，对后世影响深远。“匠人建国”篇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17]110这里强调了城市选址与规划中辨方正位的重要性，城市规划需先确定南北、东西等“正”朝向。“匠人营国”篇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17]112-118其内容对理想都城范式的描绘指出，礼仪与秩序的原则需贯穿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方方面面，城门、城墙、建筑、道路设计均需展现等级性，而国都则应具有最完备的城市功能与最高等级的建筑形制。《考工记》对具体规划格局的描绘则以宫城居中为视角，强调南北大道（经途）在全城中的重要性，同时将象征皇权统治至高无上的朝堂建筑、沟通人与祖先、人与自然神灵关系的礼仪祭祀建筑（庙、社）、市井生活所需的市肆，三者结合在一起，构成都城中最重要的功能设施。
以上特征在历代都城轴线建筑群中均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早在先秦时期，宫城建筑群就已出现以南北轴线统领的规划格局。而随着社会发展，国家都城的规模不断扩展、功能日益丰富，至魏晋时期，都城逐渐形成位于城市核心位置的单一宫城，由宫城、皇城、郭城构成三重城廓，也正是这一时期开始有将宫城轴线延伸至全城以有效控制全城规划的尝试，即营造都城中轴线建筑群。考古遗址揭示出，纵贯全城、具有唯一性的都城中轴线在曹魏邺北城时期即已初具雏形，至迟在北魏洛阳城中已出现格局较完备的都城中轴线，而都城中轴线的规划格局又经隋大兴唐长安城、北宋东京城、金中都、元大都、明南京城至明清北京城逐步发展，在不同实例中又因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显著变化。
北京中轴线继承了以往都城中轴线的基本格局，为中国自古以来长期延续的“择中”观念及“中”“和”文化传统提供了独特的物质见证。与中国魏晋至明清时期都城中轴线遗迹相比，北京中轴线以规划格局整体地展现《考工记》所载传统都城理想范式；建筑群功能布局也更为复杂，以多座祭祀建筑和国家公共建筑彰显国家礼仪的重要性，使之成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例。正如卫德里在《四方之极》一书中指出的，“在中国城市中沿着自南而北的主轴线行进的大路，比起任何自东而西的道路都更为重要。……它的全部街景永远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或同一地点呈现在眼前。它并不是由一系列的空间所组成的一个中轴线上的完整街景。这一中轴线的设计，在北京城里被十分突出地显示出来。如果沿着这条中心大路行进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大门、城楼以及城垣的延续。”[18]北京中轴线以多重的建筑和城市空间塑造出富于层次与秩序的城市景观，彰显传统都城营造的独特美学价值。且北京中轴线亦是中国历代都城中轴线建筑群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实例，及至今日仍持续地对城市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从比较研究所关注的遗产地物质形态表征的角度，北京中轴线的遗产价值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规划理念：北京中轴线的规划理念源自中国传统世界观，建筑群对中心位置的强调、南北轴线和居中对称的规划格局展现出中华文明长久以来所秉持的“中”“和”的文化传统。
（2）轴线与城市结构的关系：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居北面南，具有单一方向性，南北纵贯老城4重城廓，道路格局、重要公共建筑均以中轴线对称布局，自13世纪至今始终统领北京城市格局的发展。
（3）规划格局：北京中轴线的规划格局整体地展现出中国古代规划经典《考工记》所载“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理想都城范式，并将4组祭祀建筑紧密地布置于轴线两侧，呈现出东西对称的格局，突显传统都城规划对礼仪秩序的强调与尊重。
（4）构成要素：北京中轴线以居中道路组织起多元的城市功能空间，联系起位于轴线核心位置的皇家宫苑建筑和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轴线两侧的皇家祭祀建筑、构成轴线节点与端点的城市管理设施，展现出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与生活方式。
（5）城市景观：城市景观充分强调了居中与对称的规划格局，建筑形态气势恢宏、均衡有序，展现出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审美意趣。
1.3 北京中轴线比较研究的框架
北京中轴线是统领老城规划格局的建筑与遗址的组合体，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始建于13世纪，规划格局形成于16世纪，此后不断发展演进，历经逾7个世纪而延续至今。在类型上，北京中轴线属于文化遗产中的建筑群。在区域—年代上，北京中轴线位于亚太地区东亚区域，发展历史自中世纪后期（13-16世纪）延续至今。在主题上，北京中轴线属于城市遗产，更确切的说是位于国家首都核心位置由轴线引导形成的建筑群。就此，北京中轴线与《世界遗产名录》中自中世纪发展至今的首都城市（或区域政治中心）轴线建筑群或相关历史遗迹具有可比性。从《名录》遗产地的具体情况来看，构成比较研究的遗产地可分为：（1）以轴线联系起的城市建筑群，（2）曾经由轴线联系但现仅存部分重要功能的城市建筑群或考古遗址。
截至2023年，《世界遗产名录》中符合以上筛选条件的遗产地共18处，其中亚太地区9处，欧洲和北美地区5处，非洲地区2处，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1处。案例中，与特定城市规划理念直接相关的轴线建筑群主要分布于亚太地区、欧洲和北美地区，代表性遗产地如古印度文化影响下的柬埔寨吴哥窟（Angkor）、印度拉贾斯坦邦斋浦尔市（Jaipur City, Rajasthan），以及欧洲巴洛克和古典主义城市规划理念影响下的罗马历史中心（Historic Centre of Rome）、巴黎塞纳河畔（Paris, Banks of the Seine）、马德里普拉多大道和丽池公园——艺术与科学的景观之地（Paseo del Prado and Buen Retiro, a landscape of Arts and Sciences）等。其中以印度拉贾斯坦邦斋浦尔市、巴黎塞纳河畔所包含的城市轴线最为鲜明地体现出其所处地区的文化特征及其影响下的城市规划理念。而分布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洲地区、阿拉伯国家的遗产地在规划理念的源流上则很大程度受到欧洲的影响，在物质形态上也与之具有相似性。
由此，文本选取印度拉贾斯坦邦斋浦尔市、巴黎塞纳河畔所包含的城市轴线建筑群为案例，从规划理念、轴线与城市结构的关系、规划格局、构成要素、城市景观等方面与北京中轴线进行比较，本文揭示东西方首都城市轴线建筑群在物质形态特征与规划理念上的差异（表1）。
2 与以斋普尔为代表的南亚都城轴线建筑群的比较
日本学者布野修司撰写的《亚洲城市建筑史》一书指出，亚洲古代城市规划的特点可以分为两类区域：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为“宇宙、王权、都城”存在关联的地带，西亚、北亚则为无关联地带，城市形态与气候、生态条件联系更为紧密[19]193。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区域的都城规划又以古代中国和印度为核心，规划格局呈现“中心—边缘”结构，关注对城市核心的塑造。中世纪时期，古印度文化影响到南亚、东南亚，东南亚地区在其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强大的王朝，如吴哥、素可泰、阿瑜陀耶、曼谷王朝等；而南亚地区也建立起德里苏丹王国、莫卧儿帝国等王国。与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念相似，古印度文化影响下的城市形态也构成对宇宙观的直接体现，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两种观念是存在明显差异的，这也反映在理想城市范式之中。古印度城市的理想范式来自于曼荼罗（Mandala）模型：在人类居住的圆形大陆的中央耸立着世界中心须弥山，围绕须弥山由守护世界8个方位的8大守护神排列形成圆形区域。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梵语文献《实利论》（Arthashastra）是一本重要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战略经典，其中记述了理想城市范式的基本原则。古印度文化的理想城市平面为方形，有城墙和护城河围绕，纵横各方向3条王道将城市划分成16个区域，城市中心最神圣的区域布置寺庙，王宫位于寺庙以北。城内由中心区域向城市的边缘区域形成不同圈层，每层内存在与方向相关的、具有等级性的区域，不同方位布置不同功能[19]196-199。而16世纪后，该地区的城市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欧洲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念的影响，在规划与建筑形式上均呈现出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特点。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柬埔寨吴哥窟所包含的通王城遗址、印度拉贾斯坦邦的斋浦尔老城、日惹宇宙轴线及其历史地标所包含的日惹老城在城市规划上均反映出古印度文化的影响，并包含有城市轴线建筑群或遗址，在主题上可与北京中轴线比较。其中，拉贾斯坦邦的斋浦尔市完整地涵盖老城区的城市轴线，其规划理念参照《实利论》的基本原则，并将其与城市所处独特的地形环境相呼应，成为印度城市规划实践的典范。
2.1 斋普尔老城的城市轴线建筑群
斋浦尔为印度北方重镇，从18世纪起一直为区域的政治与经济中心，1949年后至今为拉贾斯坦邦的首府。贾伊·辛格二世（Sawai Jai Singh II）在其统治时期决定将其疆域的首都从安布尔（Amber）迁至斋浦尔，以容纳激增的人口。斋普尔老城始建于1727年，由维迪亚达尔·巴塔查里亚（Vidyadhar Bhattacharya）规划设计，旨在将其塑造为当时的商贸中心。19世纪，城市在拉姆·辛格二世（Sawai Ram Singh II）统治下进一步扩张，建筑风格广泛地引入西方古典元素，使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反映出西方文化和印度本土文化的融合，为许多同时期印度城镇效仿。拉贾斯坦邦斋浦尔市于2019年以标准ii、标准iv、标准vi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区为城墙围绕的斋浦尔老城范围，遗产类型属于建筑群[20]。
斋浦尔老城城市规划和建筑极具特点，将古印度文明理想城市规划格局、莫卧儿王朝时期建筑风格和西方建筑语汇融合。城市规划以曼荼罗模型为原型，采取800m×800m的正方形模数单元，老城被纵横干道划分为9个大小相等的方块。由于地形限制，城址西北角的单元被移至东南角，由此，老城的城廓和道路格局将曼荼罗模型与地形完美适应。老城网格的交点布置广场（Chaupars）和市集9），以鼓励贸易和商业发展，同时也为社区提供公共空间。城内重要建筑的布局在反映印度城市规划的理想范式基础上，也彰显王权。德瓦吉寺（Govind Devaji）位于城市中心，象征宗教信仰的重要性，而作为权力中心的王宫位于其南侧，这一位置关系符合范式的要求；不过两者相较，王宫的规模远远超过寺庙，这突出了王权的核心地位。
斋浦尔的城市轴线建筑群是18世纪至今两个不同历史阶段城市发展演变形成的。18世纪初，城市建成即形成东西、南北两条十字交叉的城市轴线。东西向为主轴线，以王宫南侧的东西向大道为轴线，由西向东通过月门 （Chand Pol），再依次经过3个设于干道交叉处的广场，至太阳门（Suraj Pol）。该轴线向东可延伸至东部山丘上的圣地（Galtaji），形成与山峰的对景关系。南北向轴线为次要轴线，经过王宫南门（Tripoliya Gate）向南北伸展，南通城市南门（Naya Pol/New Gate），向北的延伸线经过王宫（City Palace Complex）和莫卧尔庭院（Jai Niwas Garden）。19世纪开始，老城区在辛格二世的统治下向外扩张，南北向轴线向南延伸。轴线在老城区既有轴线的基础上向南经过英国殖民时期的花园（Ramniwas Bagh），至位于城外南部的莫蒂邓格里堡（Moti Dungri Fort）。在今天斋普尔的城市格局中，这一南北轴线成为联系老城与19世纪新区的重要纽带 （图4）。
4 斋普尔城市轴线构成示意，田芯祎、邓阳雪 绘
2.2 北京中轴线与斋普尔老城轴线建筑群的比较
斋浦尔老城的规划建设始于18世纪，将古印度理想城市范式与独特的地理环境相融合，成为印度西部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范例。将其与北京中轴线相比，两者所依据的理想城市范式在“中心”的营造与象征意义、规划格局、重要功能要素的构成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差异。
在中心的营造上，斋普尔老城的中心位置设有寺庙，象征中央神域；寺庙南侧设王宫，不过王宫规模远大于寺庙，显示出城市宗教属性的削弱。而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则具有更强的世俗意义，中轴线建筑群的核心具有象征国家中心的重要意义。在规划格局与重要功能要素的构成上，斋普尔老城的城市轴线为十字型结构，东西、南北两条轴线共同控制城市结构。东西轴线更具精神性，指向城东宗教圣地所在山脉，连接城内主要广场、东西城门与周围地形环境；南北轴线则连接了城门、王宫、中心位置的寺庙和北部花园，并在19世纪进一步向南延伸扩展至新城，构成老城与新城之间的联系。而北京中轴线则具有单一的方向性，居北面南，以等级最高的建筑性质构成国家重要的礼仪空间。除去城门、宫城、御苑等设施，北京中轴线以严整对称的格局组织起祭祀先祖与自然神灵的礼仪建筑，通过城市规划体现出儒家社会对礼仪的强调，赋予建筑群独特的文化面貌。在建筑形态方面，斋普尔城市轴线两侧的沿街建筑修建于18-19世纪，具有东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折衷主义风格，在建筑形式、结构、色彩与细部装饰等方面与北京中轴线建筑群有着显著差异。
再者，拉贾斯坦邦斋浦尔市具有与北京中轴线不同的遗产价值。斋普尔老城的城市规划与建筑将古印度思想、现代城镇规划理念和莫卧儿帝国建筑风格融于一体，体现出中世纪晚期多种理念的交流与融合，对其所在地区、乃至印度西部地区后续城镇规划与建筑产生深远影响（标准ii、标准iv）[21]。而北京中轴线的突出性价值则关注于遗产地对于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礼仪文化传统的历史见证作用（标准iii），关注于遗产地的规划格局整体展现出中国传统都城的理想范式，强调其自身物质形态是中国现存最为完好的传统都城中轴线建筑群（标准iv）。
3 与以巴黎城市轴线为代表的欧美首都轴线建筑群的比较
在欧洲大陆，虽然很早就存在以线路作为城市空间组织基准线的尝试10），不过将轴线的概念几何化、实体化的尝试则源自巴洛克主义艺术的发展。一般认为，巴洛克时期对城市轴线的尝试始于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16世纪）对罗马城市空间的改造，他将一系列方尖碑设置于城市道路交点上，连结城市格局中的既有建筑与空间，建构出一种紧密的运动与视觉系统，加强罗马城市空间的联系性。罗马的城市轴线是一种交通网络，以放射性道路网络为结构，以方尖碑、教堂等具有标示性的建筑与历史遗迹作为节点，形成开放性的城市空间[22]（图5）。
5 巴黎城市轴线构成示意，田芯祎、邓阳雪 绘
17世纪后半叶，法国宫廷接受了巴洛克主义美学理念，将其与服务君权的古典主义风格结合起来，广泛应用于园林建筑与景观设计之中。法国古典主义园林借助具有几何特征的道路和人工景观，塑造统一、协调的景观，沃·勒·维贡特花园（Vaux-Le-Vicomte）和凡尔赛宫（Château de Versailles）均是这类园林的杰出实例。而设计师们很快就敏锐地意识到，园林中的设计手法具有移植到城市空间的潜力，巴黎的城市轴线即源自将园林景观设计方法应用于城市规划的尝试。巴洛克和古典主义时期的城市轴线以林荫道的植物种植与道路两侧立面风格统一的建筑形式，形成仪式性的景观意向，以纪念碑、喷泉、雕塑等要素构成轴线上的视觉节点。这种城市规划理念影响到欧洲其他地区和美洲新大陆的大都市，其中不乏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虽然这些案例依据自身所在区域地理地貌条件、文化背景的不同，对轴线规划格局与建筑风格进行调整，但基本的规划理念、规划格局、轴线构成要素和景观形态等方面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反映出共同的源头。而巴黎塞纳河畔所包含的巴黎老城17-20世纪形成的城市轴线建筑群无疑是众多案例中最具开创性和代表性的，不仅展现出巴洛克时期景观设计应用于城市规划的初期尝试，也塑造了规模恢宏的轴线景观。
3.1 遗产地巴黎塞纳河畔包含的城市轴线建筑群
巴黎横跨塞纳河两岸，早在6世纪初就成为法兰克王国的首都，此后多次成为不同时期王朝的首都。巴黎塞纳河畔（Paris, Banks of the Seine）于1991年以标准i、标准ii、标准iv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区范围沿塞纳河两岸展开，集中展现出巴黎自中世纪至20世纪城市规划和建设成就，包含有卢浮宫至协和广场、荣军院至大小皇宫、特罗卡带罗花园至战神广场3段城市轴线建筑群。
城市主轴线的修建始于17世纪对杜乐丽花园视觉轴线的扩展，得益于路易十四至拿破仑三世时期借助城市规划对君权至上思想的表达，而副轴线的建设则与19世纪末与20世纪历史城市的改造与新城发展相关。3条城市轴线成为城市放射性道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一种“壮丽”的城市景观。主轴线自东南向西北延伸，由卢浮宫开始，经杜乐丽花园、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星形广场，至拉德芳斯新凯旋门。其中从卢浮宫至协和广场的区段被纳入遗产区范围，而其他区段则不属于。东南端点卢浮宫始建于1204年，经历多年的修建与扩建，直到19世纪拿破仑三世期间整体工程才宣告完成，形成对称的建筑格局。1616年，皇后玛丽·德·梅德西斯（Marie de Medicis）决定把卢浮宫外一处田地改造成一条绿树成荫的大道，由此成为香榭丽舍大道建设的开端。1667年，园艺师勒诺特（André Le Nôtre）拓展花园的视野，决定将花园的中轴线向西延伸至圆形广场，另一端则向东延伸，与卢浮宫的轴线重合。
主轴线上最具特色的香榭丽舍大街形成于18-19世纪。18世纪初，香榭丽舍大街两侧种植榆树勾勒出大道的景观序列，使这条道路成为当时巴黎城举行庆典和集会的主要场所，被认为是法国规划史上的第一条林荫大道。在1851-1870年的奥斯曼改造时期，一系列改造将主轴线延伸至星形广场，并在广场上完成凯旋门的修建，增建环绕广场的道路，使之成为今天所见12条呈放射状大道的中心，成为巴黎交通节点的核心。奥斯曼的改造还重建了香榭丽舍大街两侧的沿街建筑，将其改造为高度介于12~20m之间、不超过7层的富于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形成大街两侧高度、体量、立面风格统一的城市景观。经过改造，香榭丽舍大街和里沃利大街（Rue de Rivoli）构成巴黎南北、东西两条十字交叉的干道。进入20世纪，这条主轴线继续向西北延伸，从马约门（Porte Maillot）延长至拉德芳斯（La Défense）。1980年代，位于拉德芳斯的地标建筑“新凯旋门”建成，这条壮丽的城市轴线全线贯通，轴线上新、旧凯旋门遥相辉映[23]。
两条副轴线的发展得益于19世纪后半叶世界博览会的建设。1878年世界博览会场馆建设形成了军事学院至特洛卡代罗花园之间的轴线，1898年在这一轴线上建设了埃菲尔铁塔，成为巴黎的标志性景观。1900年借助亚历山大三世桥及大小皇宫的建设，又形成了自荣军院向北的轴线，与香榭丽舍大街的轴线相交。
巴黎城市轴线的发展始于巴洛克时期园林景观手法在城市规划中的尝试，其具有的巴洛克和古典主义风格对19-20世纪初西方世界的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产生了长久的影响，推动了奥地利维也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等城市历史城区的更新，也影响到华盛顿、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美洲新城的规划与建设。
3.2 北京中轴线与巴黎塞纳河畔包含的轴线建筑群的比较
巴黎城市轴线由3段轴线建筑群组成，其规划与建设始自17世纪而延续至20世纪，是欧洲巴洛克与古典主义风格城市规划、建筑与景观设计的杰出实例。巴黎塞纳河畔的遗产区包含了城市主轴线的部分区段，以及军事学院至特洛卡代罗花园、荣军院至大、小皇宫的两条副轴线。将巴黎塞纳河畔包含的轴线建筑群与北京中轴线进行比较，两者在规划理念、轴线与城市结构的关系、轴线规划布局与构成要素、轴线建筑景观形态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巴黎城市轴线与北京中轴线在建设之初均包含有彰显王权的思想，而至近现代则发展为日益具有公众属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巴黎城市轴线的规划理念源自巴洛克艺术的兴起，在轴线的建设上充分结合了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时期建筑设计与景观园林的手法，关注城市轴线在视觉景观上的表达，旨在塑造美学上和谐统一的城市景观。而北京中轴线则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是国家礼仪秩序的象征，其规划格局反映出中国传统宇宙观和哲学思想。
在物质形态的表达方面，巴黎自中世纪时期发展至今的城市结构以塞纳河展开，经过奥斯曼时期的改造，城市道路网络呈放射性结构，以香榭丽舍大街和里沃利大街构成十字交叉的骨架。在与城市结构的关系上，巴黎的城市轴线是放射性道路网络的一部分，通过与其他路网的连接形成运动系统，而每条轴线仅对部分城区的发展具有引导作用。如前所述，北京中轴线在城市格局中具有唯一性和统领地位，北京老城的道路肌理、重要建筑选址均以之对称布局。在规划格局和构成要素上，巴黎的城市轴线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呈现出多方向的结构特点，其主轴线以具有视觉连通性的林荫道为标志性的景观，又以皇宫建筑、花园、广场、纪念碑等作为重要轴线节点。而北京中轴线则具有单一方向性，居北面南，以规划格局整体地展现《考工记》所载理想都城范式，表达出儒家文化对礼仪传统的尊重。建筑群的景观形态则以展现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木结构建筑为主，现代建筑力图在规划格局和建筑设计层面与传统建筑达到和谐统一，两者共同构成了富于层次与秩序性的景观整体。在景观形态方面，两者之间的差异反映出东西方不同的规划与建筑艺术特点。
再者，巴黎塞纳河畔作为世界遗产具有与北京中轴线不同的遗产价值。遗产地汇集了一系列中世纪至20世纪的建筑杰作，反映出人类天才的创造力（标准i），完美地展现近8个世纪巴黎的建筑风格、装饰艺术和建造工艺特点（标准iv）。其中，巴黎圣母院等标志性建筑是哥特式建筑传播的源头（标准ii），奥斯曼时期巴黎西部的城市规划则启发了新大陆，特别是拉丁美洲地区大都市的规划（标准ii）[24]（表2）。
4 小结
与世界遗产印度拉贾斯坦邦斋浦尔市、巴黎塞纳河畔所包含的城市轴线建筑群相比，北京中轴线物质形态与遗产价值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
（1）北京中轴线的规划理念源自中华文明“中”“和”文化传统，强调中心位置的重要性，具有居北面南的单一朝向，追求均衡对称的城市景观，使之成为中国传统世界观的物质缩影；
（2）规划格局以严整有序的形态整体展现出儒家经典《考工记》所描绘的理想都城范式，集中展现出中华文明对于礼仪传统的尊重与强调，成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规划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例；
（3）长达7.8km的建筑群形成恢宏的景观秩序，将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和谐融为一体，构成独特的东方建筑美学特征，成为中国现存保存最为完好的传统都城中轴线建筑群；
（4）建筑群纵贯北京老城，自始建至今逾7个世纪而始终统领城市格局的发展，得到近现代城市发展的尊重与强化，其活力与延续性在世界范围都是罕见的。由此，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将有助于世界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念，有助于填补现存名录中东亚地区传统城市规划理念代表性遗存实例数量的不足。
北京中轴线具有的独特价值也在世界遗产申报的评估中得到咨询机构和委员会的认可，因符合突出普遍价值标准iii、标准iv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突出普遍价值的阐述强调了北京中轴线与《考工记》、与儒家礼仪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指出，北京中轴线的发展基于古代城市规划理念，这一理念根植于与城市规划、政治和治理相关的儒家礼仪原则；《考工记》所载原则始终贯穿于中轴线的发展。价值阐释还指出，北京中轴线是保存完好的城市建筑群杰出范例（标准iv），建筑群展示出一种独特的城市形态：采用的城市格局设计原则包括确立“中心”、确定南北轴线、在轴线两侧对称设置坛庙建筑，旨在通过对称平衡的规划格局追求社会的“中”与“和”（公正与和谐），为世界城市规划史作出了重要贡献（标准iii）。
注释
1）《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列传第四十四》记载：“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
2）《明史·卷六·本纪第六·成祖二》记载：“（永乐四年）闰月壬戌，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
3）《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二记载：“（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
4）《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五十四：“（正统四年四月丙午）修造京师门楼、城濠、桥闸完。正阳门正楼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城、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牌楼，城四隅立角楼。又深其濠，两涯悉甃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今悉撤之，易以石。两桥之间，各有水闸，濠水自城西北隅环城而东，历九桥九闸，从城东南隅流出大通桥而去。”
5）《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三百九十七：“（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丙戌）嵩会圭等议覆京城南面民物繁阜，所宜卫护。今丁夫既集，版筑方兴，必取善土坚筑，务可持久。筑竣一面，总挈支费多寡，其余三面即可类推。前此度地画图，原为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横阔凡二十里。今既止筑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庶不虚费财力。今拟将见筑正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并力坚城，可以克期完报。其东、西、北三面，俟再计度。”
6） 《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三十二记载：“（雍正七年）谕正阳门外天桥至永定门一路，甚是低洼，此乃人马往来通衢，若不修理，一遇大雨，必难行走。至广渠门内之路，亦着一并查勘具奏，钦此。遵旨查勘广渠门道路，毋庸修理……天桥起至永定门外吊桥一带道路，应改建石路，以期经久。”
7）《日下旧闻考》卷十九记载：“盖寿皇殿在景山东北，本明季游幸之地，皇祖常视射较士于此。我皇考因以奉神御，初未择山向之正偏，合閟宫之法度也。乃命奉宸发内帑，鸠工庀材，中峰正午，砖城戟门，明堂九室，一仿太庙而约之。盖安佑视寿皇之羲，寿皇视安佑之制。于是宫中苑中皆有献新追永之地，可以抒忱，可以观德。……惟述重建本意及与工始末岁月，盖经营于己巳孟春，而落成于季冬上澣之吉日云。”
8） 《国朝宫史》卷十四记载：“绮望楼楼后即景山也，山周而里余，有峰五，中峰高十一丈六尺，左右峰各高七丈一尺，又次左右峰各高四丈五尺，峰各有亭，踞其巅中曰万春，右曰观妙，又左曰周赏，右曰辑芳，又右曰富览，俱乾隆十六年建。”
9） 指十字街道交接的空间，英文名称为：Johari Bazaar, Sireh Deorhi Bazaar，Kishanpole Bazaar，Gangauri Bazaar，Chandpole Bazaar，Tripolia Bazaar，Ramganj Bazaar。
10） 如在古希腊雅典卫城等早期实例中，朝圣线路成为城市空间的组织依据，是城市各组建筑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线索。不过该时期的城市总体格局呈现出自由散乱的形态，并未形成具有明确物质形态和景观特点的城市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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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燕
B.1983，清华大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
邓阳雪
B.1991，清华大学硕士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程师
田芯祎
B.1996，谢菲尔德大学硕士
独立文化遗产研究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批准号：52278021
来源：刊载于《世界建筑》2025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