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推动下北京中轴线环境整治的维度拓展与路径创新

Expanding Dimensions and Innovative Pathways: Heritage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of Beijing Central Axis Driven by World Heritage Nomination

庞书经*，李明思

PANG Shujing*, LI Mingsi

 

摘要：文章系统总结了国内外世界文化遗产环境整治理念及策略的演进背景，结合北京中轴线申遗阶段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回顾，聚焦“整治目标模糊、人居矛盾尖锐、系统施治乏术及协同机制不足”4点问题，提出“构建价值导向的工作框架，以民生改善为切入点推动深度整治，采取全流程动态规划服务体系，多主体协作机制创新”4类方法，并应用于钟鼓楼紧邻地区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形成12项工具包，为城镇型遗产或高居住密度城市环境内的遗产地环境治理提供参考路径。

 

关键词：北京中轴线申遗，遗产环境整治，钟鼓楼，价值导向，民生提质，动态规划，多元协作

 

0 引言

 

2024年7月27日，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回顾从2012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到申遗成功将满一周年的工作历程，其中《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7月-2023年6月）》（简称《申遗三年行动计划》）[2]的实施阶段，从价值阐释、保护管理、环境整治、公众参与和保障机制5个方面重点攻坚，为申遗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行动计划中“环境整治”任务占比近半，既是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的现实痛点，也是我国申报世界遗产的特色工作，更是对国际关于遗产环境保护趋势和共识的具体响应。钟鼓楼紧邻地区环境综合整治作为该类工作的典型代表，突出了“综合性”1），不仅将钟鼓楼和周边街区作为一个价值整体进行历史景观风貌的恢复提升，同时也将老百姓的人居环境改善纳入工作范畴，验证并积累了一系列体现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实操经验，形成了以遗产环境整治为起点，与老城整体保护更新相衔接的创新技术路线。

 

1 背景

 

1.1 世界遗产语境下的环境整治认识变化与策略发展

 

1.1.1 对于“遗产环境”的认识提升

 

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中，对“环境”的认识提升经历了一个内涵和外延双向拓展的历程：1964年《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International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 〈Venice Charter〉, 1964）首次提出了遗产环境概念，指出遗产本体与其承载相关历史的环境密不可分[3]；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  （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 1994） 将遗产环境视为真实性判断的一类信息来源[4]；2005年《关于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保护的西安宣言》（The Xi'an Declara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Setting of Heritage Structures, Sites and Areas, 2005）首次将环境视为遗产价值的一部分，提出环境包括物质与非物质要素以及相关关联[5]；2017年《关于遗产与民主的德里宣言》（Delhi Declaration on Heritage and Democracy, 2017）进一步拓展遗产的外延，强调了古迹、遗址和建筑群与周边环境及更大范围区域的整体性[6]，目前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7]和《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8]中，“遗产环境”是指遗产建筑、遗址或地区的直接或间接环境，是遗产本身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并包含了过去或现在的社会和精神活动、习俗、传统知识，以及其他无形遗产，它们创造并形成了环境空间以及当下的、动态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背景。总之，“遗产环境”被视为遗产真实性与完整性的重要组成和必要支撑，是仅次于遗产本体的重要保护对象（图1）。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对“遗产环境”的认识变化历程

 

1.1.2 “遗产环境”保护整治策略的发展

 

基于认识的提升，遗产环境的保护治理也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是遗产能力建设的重点方向，同时也是申报世界遗产过程中必要的考量指标[9]，更是列入世界遗产之后至关重要的监测对象。《操作指南》中特别强调保护治理视角不应局限于遗产本身，应同样重视所有缓冲区和更广泛的背景环境。对遗产环境的治理管控关乎其发挥支持突出普遍价值的重要作用，也意味着利用遗产和社会的互惠互利对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8]。曾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利物浦海事商城（Liverpool Maritime Mercantile City），于2021年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主要原因是在遗产地的海滨和北部码头区及其缓冲区实施“利物浦水域”项目和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过程导致了传达其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环境的严重恶化和不可逆转的损失[10]。因此，遗产环境保护治理的根本逻辑就是通过对遗产环境风貌的保护、整治与持续管控，实现对遗产价值的保护与呈现，但根本目标还在于保护与发展的平衡。

 

在策略方面，首先比较早地脱离了单纯的空间层面的历史风貌整治，而是统筹保护和发展，将遗产地的人居安全、社会文化经济活动的存续发展纳入环境治理的工作范畴。如：世界文化遗产柏林现代主义住宅区（Berlin Modernism Housing Estates）在遗产及环境保护治理过程中将社区居民的生活就业保障和延续作为重要的平衡维度，制定保护发展规划，并根据 《建筑法典》（BauGB）中建设项目的许可性的规定和在详细的城市发展法规中对建立重建区域（Section142 BauGB）、发展区域（Section165 BauGB）、保护区域（Section172 BauGB）的要求，分区分级精细化地推动规划实施[11]；世界文化遗产威尼斯及其泻湖（Venice and its Lagoon）将遗产安全和人居安全目标统一起来，在环境治理工作中开展移动防洪屏障的搭建[12]。其次在环境整治工作中提倡多元参与的机制建设，进一步将遗产环境（或缓冲区）内的居民纳入遗产保护的决策体系。如：柏林现代主义住宅区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管理体系下，建立了一个包括业主、居民、建筑师、景观设计师、规划师、专家和政府机构在内的综合协调工作机制[11]；2023年澳大利亚政府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穆鲁尤加文化景观（Murujuga Cultural Landscape）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过程中，建立了原住民组织（Murujuga Aboriginal Corporation）与政府的合作机制，依托原住民组织监督抵制破坏遗产环境的天然气田开发计划，并设立“可持续生计项目”，切实地保护了遗产环境内居民权益和生活传统，助力了遗产提名申报[13]。

 

1.2 我国遗产环境整治工作理念及方法

 

1.2.1 我国“遗产环境整治”的概念认识

 

中国的“环境整治”不仅针对世界遗产，也是文物、历史文化名城体系的保护工作中常见的工作概念，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年版）将“环境整治”概念界定为“保证文物古迹安全，展示文物古迹环境原状，保障合理利用的综合措施”。措施包括“对保护区划中有损景观的建筑进行调整、拆除或置换，清除可能引起灾害的杂物堆积，制止可能影响文物古迹安全的生产及社会活动，防止环境污染对文物造成的损伤，避免因绿化而损害文物古迹和景观环境”。

 

聚焦在我国针对世界文化遗产（及预备遗产）的“环境整治”范畴，在一个较长的阶段内，是应对经济高速发展造成的城乡无序建设、社会结构巨变对文化遗产及其存续环境的破坏，所采取的具有一定抢救色彩的工程措施，因此在我国的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遗产环境整治的成效甚至是预备遗产获得正式推荐资格的门槛条件。

 

1.2.2 既有工作方法及变化趋势

 

遗产环境整治的工作方法及具体手段因遗产类型不同而差异较大，以建设环境为主的环境整治工作（如：澳门历史城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等世界文化遗产）与我国名城体系的历史文化街区或历史城区的环境整治工作有较大的相似性，初期的工作目标聚焦于不协调风貌的整饬和历史景观的追溯恢复，重点着眼于空间层面的工程动作与效果，同时受时间、成本、产权、政策等问题的限制，环境整治的深度多数停留在沿街立面、第五立面等表面层次，与更深入、更综合的治理更新工作相对脱离。

 

由于遗产环境整治工作多以实施任务的形式来推动，故设计工作直接进入工程设计阶段（主要包括专项设计方案、初设及施工图），缺少上位规划（遗产保护管理规划、相关城市建设管理规划） 与工程方案之间的实施性规划衔接。针对整治环境的价值评估和特质挖掘属于自选内容[14]。技术路线逻辑是保护导向，而非价值导向，即：就遗产环境现状可见的片段遗存进行静态的统一化的风貌整治。

 

以2017年北京老城在《申遗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之前开展的“背街小巷”“百街千巷”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为例，环境整治工作基本围绕沿街立面及公共空间展开，在拆违、封堵违规开洞、规范牌匾标识等十大专项的基础上，提出了“十有十无”的整治标准2），整治目的止于公共界面的基本整饬和观瞻协调，整治对象是部分问题突出的风貌要素（非全要素），整体性不足，未能实现入院进屋，因此无法触及威胁风貌的根本原因，造成环境整治成效只能阶段性保持，落入重复粉饰的困境。同时整治工作参照的导则标准基本以清式建筑（民居）的形制为蓝图，对各时期的叠加信息和范式外做法缺少关注和保护，造成整治后丧失了整治前风貌的生动性。因此，后一阶段的街巷整治工作与北京中轴线申遗的目标要求并轨，技术路线由“风貌特征保护导向”转向“价值内涵延续和功能品质提升导向”，工作方法强调遗产环境风貌的完整性保护的同时，“同步疏解整治、同步保障民生”，体现出向综合治理转变的趋势[15]。与其同时期开展的泉州古城整体保护更新工作（贯穿申遗成果前后），从复兴古城功能活力、延续古城传统风貌、再现古城文化魅力、修复古城蓝绿空间、改善古城基础设施等多维度统筹施治的工作方法，也体现出了同样的变化趋势[16]。

 

总之，伴随我国遗产保护从价值认知到保护原则，再到保护实践的体系架构逐步成熟[17]，遗产环境整治的工作理念和原则方法也随一系列实践不断拓维创新。2018年刘刚和刘剑先生基于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申遗的环境整治工作经验，提出了5点原则总结3），强调了“遗产环境应符合并支撑遗产价值”的导向创新[18]。2017-2020年间，前述的多处遗产环境整治工作也均体现出了静态向动态、单一维度向多维、空间到内涵的路线变化，工作方法仍处于各自摸索和试验阶段，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任务实施之前，尚未形成系统稳定的技术体系。

 

1.2.3 北京中轴线申遗目标下的环境整治工作条件

 

北京中轴线申遗“全面启动阶段”始于2017年，与前述济南预备申报的“文化景观”类型不同，遗产申报类型为“建筑群”，主题名称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是由多处遗产要素共同构成的连续的空间秩序，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周边的城市空间和过去与当下的政治、文化、经济与人居活动。其遗产环境既包含了遗产要素内的历史环境，也包含了遗产区及缓冲区的连片城市环境，规模（遗产区、缓冲区总面积为5131hm2）远超常规文化遗产规模，是人居密度极高、功能叠加最为庞杂、历史遗留问题大量累积的复杂巨系统，集中体现了以建成城市空间为主的遗产环境的突出特点，适用于相关工作路径和方法的全方位验证实践。

 

并由于北京中轴线设定了“以申遗保护为抓手，带动老城整体保护”的目标，因此，北京中轴线的环境整治势必不能单纯围绕历史景观风貌的恢复，而须更为综合，借申遗的推动，进一步触及老城治理的深层矛盾。其中，钟鼓楼紧邻地区最能代表北京中轴线遗产环境整治工作特点的片区（图2），也汇集了整治工作面对的各类典型问题，故作为本文问题分析和方法研究的标本，以点带面，梳理北京中轴线环境整治的创新经验。

 

北京中轴线钟鼓楼紧邻地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范围示意

 

2 问题

 

2.1 环境整治目标对象与工作标准模糊

 

北京中轴线环境整治工作主要包括遗产点内非文物建筑腾退拆除和遗产环境风貌整治，但以往工作多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区分整治，并更偏重遗产点内的历史景观恢复，缺少对遗产环境的价值认识，对其中的保护对象、威胁因素、整治要点的识别不够精准[19]­（图3）。遗产环境内存在若干早期“就工程论工程”的一刀切式整治产生的新问题（对原真风貌的二次破坏），反映了环境整治工作与价值研究、历史特征识别之间的脱节，价值认识不清必然造成整治动作失准。

 

2020年对比1906年钟鼓楼南地安门外大街西侧整治遗留的风貌问题，3b来源：山本赞七郎提供

 

2.2 人居矛盾紧张造成整治工作难以深入

 

北京中轴线缓冲区范围达4542hm2，包含位于中轴线两侧与其形成和发展联系紧密的历史城区，涵盖了历史水系、历史道路和历史文化街区等重要的遗产环境要素，其中完整位于缓冲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达32片，街区内存续大量居住人口，保留着活态的人居生业活动，民生改善的需求持续积压造成了大量遗产环境风貌的破坏。以鼓楼西北侧环境整治片区为例，1.19hm2范围内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m2，其中公房及自管产内的人均居住面积更不足5m2，人居矛盾最为突出，大量生活必需的设施空间势必侵院上房，因此存在显见违建和屋顶风貌问题的院落房屋中，公房及自管产占76%（图4），只有妥善处理公房人居密度过高问题，满足居民生活服务配套，核心威胁因素才可能被触及和消除，整治工作也能减少居民抵触，避免表面功夫，实现由表及里的深度整治。

 

钟鼓楼西北侧环境整治片区屋顶风貌问题与各类权属房屋对应关系图及比例统计

 

2.3 面对复杂现状缺少系统施治技术体系

 

《申遗三年行动计划》的环境整治工作依据《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和《北京中轴线风貌管控城市设计导则》偏重于整体风貌的管控与治理要求，缺少对钟鼓楼周边等具体地段的价值研究及具体历史特征的识别和引控，小片区的治理愿景蓝图不清晰。钟鼓楼紧邻地区的环境整治工作对象，如：第五立面、屋顶上架设施、鸽舍等特殊要素尚无针对性整治导则或指引。环境整治对象的各类要素相互牵连情况严重，屋顶整治势必连带上架设施、房屋结构、内部空间；街巷整治势必连带基础设施、沿街院落房屋、标识系统[20]。工程牵一发动全身，缺少系统的设计统筹和工程组织安排。环境整治对象因权属、功能、保存状况和户主意愿的差异，标准化方案无法适用，需要精细化、定制化的方案服务。环境整治工程的实施过程必然问题频现，实施条件的动态性强，即时变化缺少灵活的应对方略。

 

2.4 缺少跨级跨区跨部门跨群体的协同工作机制

 

首先，北京中轴线遗产环境整治任务涉及东西城区和相关局办，跨级、跨区、跨部门协调难度高，在申遗工作初期缺少强力高效的工作组织模式和配套机制。其次，环境整治工作的顺利高效开展，直接和间接地受到五方参与群体的影响，包括：所有权人和居住者、遗产研究和保护实践工作者、相关从业者、爱好者、更广泛的公众[21]，在《申遗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初期缺少全面组织调动五方主张和力量的工作平台。第三，环境治理依托社区居民的主动配合和长期监督维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世界遗产大会决议前反馈的 《北京中轴线申遗项目评估报告》中补充建议：通过建立协调平台和清晰的参与机制，加强遗产区和缓冲区居民参与北京中轴线管理体系4）。中轴线环境整治实施前相关的公众参与方式方法相对灵活，缺少明确的环节要求和稳定的支撑机制，在申遗任务的紧迫压力下，社区力量未及全程、全面地参与到环境整治和持续的监督中去。

 

3 方法

 

3.1 构建以价值为导向的遗产环境整治工作框架

 

从国际遗产保护语境中对“遗产环境”的认识出发，将遗产环境视为支撑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价值判断”上避免与遗产本体割裂[8,22]。在具体实践中，以系统性的视角，充分评估遗产环境与遗产核心要素的关联性，识别两者共同构建的遗产风貌特质，并挖掘遗产环境自身承载的历史信息和相关文化传统，进而厘清遗产环境的保护整治要点。

 

世界遗产保护理念从物质保存向价值传承的认知跃迁，标志着保护范式的根本转型。因此，遗产环境的保护整治也需要回归内涵，围绕价值的全面承续、持续丰富和真实彰显，构建以价值为导向的环境整治工作框架，将“价值”作为环境整治工作的首要考量维度，改变过往直指空间风貌问题，盲目进行经验式、标准化形态修复的习惯路径，确立“整治动作”与“价值研究识别”之间的强关联。依照“价值识别—载体链接—问题聚焦—干预响应”的传导链，形成如图5所示的技术路线。补充价值研究，明确价值要素和历史环境特征，根据对价值的威胁程度进一步瞄准遗产环境风貌问题及相关矛盾，进而确定整治对象、目标和方案措施，消除威胁，纠正影响，恢复特征，完整地保护遗产地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及其体现这种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状态[17]。最后将价值的延续和呈现程度作为环境整治成效的判断标准和长期监测的评估标准。

 

“价值导向”的遗产环境整治工作技术路线

 

3.2 实践以人居矛盾缓解和民生提质为抓手的深度整治路径

 

此前遗产环境整治工作的“唯风貌”倾向和“唯空间”路径，暴露出遗产与周边社区生活割裂的深层矛盾，也导致了遗产环境的价值特征受到现实人居改善需求的挤压和威胁，造成整治工作反复投入而屡治无效[23-24]。因此需要从遗产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将遗产地的民生维系和改善作为环境整治工作的另一重要考量维度，将“调节人房紧张关系、解决遗产地居民生业困境、保障其生活尊严”作为切实缓解遗产环境保护压力、实现遗产环境整治深度实施、成效稳固保持的根本途径。

 

相应的工作模式也从“遗产环境整治”转向“遗产环境综合治理”（图6），以解决遗产地居民“急难愁盼”为切入点，借遗产环境整治，进一步解除人居安全隐患，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保障，提供社区文化传统赓续条件，创造社区纳新转型机遇，用“老百姓自己的事儿”牵动遗产环境的治理维护，促进公众参与平台的搭建，从而支撑遗产环境依托社区实现长效保护。

 

民生提质为抓手的遗产环境综合治理路径

 

同时，由于“价值”“民生”的双重维度构建，过去单向度的环境整治路径被打破。一方面，在整治任务的谋划和设定上，“量力而行，因地制宜”[25]，形成不过度干预、相对收缩、稳步渐进、适应不同环境条件的更为精细化的工作模式；另一方面，在环境整治的工作构成上兼容综合治理的内容，可分成“文化性的挖掘和再现”“功能性的整理和提升”“日常性的补充和完善”3条主线[26]，推动遗产环境整治工作由表及里、由物及人，因而对用地性质变更、功能混合、财税金融的机制创新提出了直接需求。

 

3.3 完善面向环境整治全流程的动态规划设计服务体系

 

针对申遗行动计划任务直指工程设计和实施，缺少系统研究和统筹谋划的问题，参考《操作指南》中“采取整体综合的规划管理方式促进遗产长期发展”的建议，强调系统施治、规划引领，在“环境整治任务”与“工程设计”环节之间，嵌入“统筹规划”[8]。该规划向上衔接遗产保护整治总体规划和实施计划，补位整治片区的价值研究、总体整治方案、分项施治方案、功能业态调整方案、基础设施保障方案等板块，形成多系统多专业统筹的环境整治综合蓝图。此外，针对环境整治缺乏工作标准的问题制定专项导则，提供反映价值特征、满足遗产申报和保护要求的分类整治措施指引，为蓝图实施提供具体清晰的工作标准。

 

同时，针对遗产环境整治的复杂性和滚动特点，环境整治的规划工具必须突破单一空间维度，转而构建包含时间变量的弹性框架[27]，采用“动态项目台账”和“动态实施方案”的策略，应对整治过程中随机浮现的新问题，及时调整方案、更新任务清单、增减协调对象、调整行动路径。并回到现场，面对差异化场所的差异性问题，采用“一房一案”的精细化设计。最终形成覆盖“总体行动计划任务—（整治规划蓝图+问题台账+专项导则）—动态任务台账—一房一案专项设计（工程方案）—动态实施方案”全流程的动态规划设计服务体系[28]（图7）。

 

遗产环境整治全流程的动态规划设计服务体系

 

3.4 探索多主体协作的遗产环境治理工作机制

 

由于申遗阶段的遗产环境整治工作需要站在更为全面的技术角度去解决复杂问题，同时又受到实施周期的限制和整治成效的要求，这就对工作的组织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需要以世界遗产能力建设为目标，探索一套充分调动多主体力量，实现紧密协作的工作机制，推动遗产及遗产环境保护整治从“单一主体推进”向“多元协同共治”转变[29]，以高势能的“专班”模式，打破层级障碍和部门壁垒，建立市区指挥联动，部门协同治理、机构全程伴随、社区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以属地街道与各相关委办局责任人组成的专班为工作指挥决策端，以社区居民、经营业主和资产代管主体为合作端，以规划设计机构为桥梁，并发挥“双师”制度作用，为跨专业协同创造条件，为服务下沉设计路径，为居民权益主张提供渠道，从而在遗产环境整治工作的过程和结果上，既保持强大的协调推动能力，又充分保障自主自愿，落实“共商共议，共建共治”的遗产保护治理工作原则。

 

总之，在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的高标准、高要求下，环境整治必须突破单向维度，构建起由“价值导向、民生维续、规划贯穿、多元协同”4个维度组成的工作体系（图8），针对不同的场景特点，采用适应的创新路径，实现遗产环境的综合治理目标。

 

多维度遗产环境整治工作体系

 

4 应用

 

上述方法创新，在北京中轴线钟鼓楼紧邻地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评估谋划、规划设计、实施维护各阶段中进行了初步实践，得到部分验证，并在随后的同类型工作中进行了调整完善。

 

4.1 价值识别下钟鼓楼紧邻环境治理任务的聚焦

 

4.1.1 将“第五立面”作为遗产环境整治的切入点

 

在任务谋划阶段，首先将钟鼓楼和周边的街区环境视为一个紧密关联的整体，其价值体现在承担计报时功能的钟鼓楼与从元代延续至今的生活商业街区共同构成了都城的“后市”段落，反映了北京中轴线对城市空间和民众生活的秩序构建与型塑[30]；在历史环境特征方面，呈现出恢弘的钟鼓楼与平缓开阔的连片民居互为映衬的特色景观。因此，将钟鼓楼俯瞰视角下连续起伏的合院屋顶景观作为环境整治工作的抓手与切入点，通过对第五立面景观的整治恢复（图9），彰显中轴线北端的历史景观特质和市井烟火延绵的活态价值内涵，而影响此特质呈现的屋顶形式臆造、私搭乱建、荒置失修的问题就成为环境整治的重点对象。

 

2021年4月钟鼓楼西北侧环境整治前

 

2024年7月钟鼓楼西北侧环境整治后

钟鼓楼片区第五立面整治前后对比

 

4.1.2 街区第五立面的多样性和生动性追溯

 

由于钟鼓楼片区是北京中轴线上可追溯历史最久、历史连续性最强的地段[31]，结合早期历史照片等资料研究可知，第五立面风貌并非过去认知的均由类似形制的坡面屋顶组成，而是“平坡兼有、华朴杂处”。基于该价值辨识，整治工作首先纠正治理了早期一律改造为坡屋顶形态的玻璃钢装饰假屋面和臆造形式的屋顶；其次，结合片区发展沿革的梳理和现状“剥层考古”，将该片区各个发展阶段和不同建设条件下形成的建筑屋顶样式总结提取出来，其中坡屋顶包含合瓦屋面、仰瓦灰梗屋面、干槎瓦屋面、大、小棋盘心屋面、灰被屋面、筒板瓦屋面7种形式，平屋顶包含冰盘檐平顶、加花瓦顶女儿墙平顶、盝顶3种形式（图10）。以此为参照，根据建筑原始信息和现状、标准等级形制和工程实施条件等因素进行一顶一案的修缮整治。最终恢复整体协调，细节充实，不失生动的鼓楼俯瞰屋顶大观。

 

鼓楼西北侧历史照片与屋顶样式提取。照片来源：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1930年代；屋顶样式提取分析：庞书经 绘

 

 4.1.3 通过地安门外大街形成机理的透析还原商街真实面貌

 

针对鼓楼向南的地安门外大街经多次风貌整治和不当改造，原真风貌和历史痕迹难以辨识的突出问题，回归价值研究，通过厘清地安门外大街的形成历史，识别体现历史环境特征的空间要素，判别对遗产真实性的干扰因素，明确整治方案。地安门外大街及两侧环境是在元大都里坊街巷基础上发展而来，清光绪时期街廓宽度逾50m，1950年前后街廓宽度约30m，街廓线位逐渐收窄，两侧的商业建筑经历了“院落厢房面街开铺—临时摊位侵街占道并转为固定商铺—固定商铺继续侵街扩建”的过程，形成了复杂的空间信息叠加，出现了东西向勾连搭房屋并面街伸出一跨平顶房的“拍子式”铺面。同时，由于地安门外大街的历史连续性，多个历史时期的建筑拼贴并置，包含传统硬山顶单层商铺、拍子房商铺、传统硬山顶重楼下檐前廊式铺面、罗马式西洋楼、各种风格商铺等代表类型，呈现出多元鲜活的历史风貌。以此为依据，环境整治工作得以精准拆违，纠正了早期的粗陋臆造，恢复了如地安门外大街12号等多处体现大街形成机理的“两坡一切拍子房”商铺，最大限度地廓清了遗产的真实面貌和价值信息（图11）。

 

鼓楼南地安门外大街历史照片与屋顶样式提取。照片来源：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1930年代；屋顶样式提取分析：庞书经 绘

 

4.1.4 遗产环境价值扩充促成的“留鸽阵、听鸽哨”

 

通过针对遗产环境的价值研究，大量蕴藏在钟鼓楼周边街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情趣被重新发现，并依托价值导向的遗产环境整治工作框架，得以及时纳入北京中轴线的价值体系，并在环境整治工作中得到针对性的保护和治理提升，如多见于钟鼓楼遗产环境一带的“盘鸽听哨”传统，在环境整治工作前并未纳入中轴线的保护视野，但在环境整治的价值评估阶段，认为“鸽户、鸽阵、鸽舍”承载了中国养鸽、赏鸽、盘鸽、赛鸽的悠久历史和休闲传统，是老北京的乡愁所系，构成了北京中轴线上标志性的文化景观，是价值载体而非风貌影响因素，不能因为无序架设影响第五立面风貌展现而全部撤拆。因此最终策略“改拆除为整治”，在保留延续这一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开展鸽舍风貌协调治理，通过规范饲养、腾挪消隐或就地整治、引导维护的系列措施，既实现了“看得见鸽阵，听得见鸽哨”，又使鸽笼鸽舍协调融入连片屋面，构成了“有活力有生气”的遗产环境景观（图12）。通过养鸽传统的保留，再次激活鸽哨制作、笼具制作等几近消失的非遗技艺，并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和功能结构调整，支撑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鸽舍整治前位置标定及整治后效果示例

 

4.2 由表及里、由物及人的钟鼓楼遗产环境整治延伸

 

4.2.1 申请式退租为先导撬动遗产环境深度整治

 

紧抓钟鼓楼遗产环境整治的制约要害，以人口疏解为先导，缓解“高密度，低配套”的人居压力，腾挪空间资源，为遗产环境风貌整治创造余地、预备条件。以鼓楼西北片区的环境整治为例，整治之前，西城区政府率先启动了该片区的申请式退租，累计72户居民签约退租，腾退建筑面积1532m2，占片区总建筑面积的30%，实现了70%的公房腾退，拆除伴随违建1800m2。腾退房屋中存在风貌问题的对象占片区风貌问题对象的70%，因此，依托退租，该片区遗产环境风貌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整治廓清。相比之下，鼓楼西南侧大石碑胡同片区由于未进行退租工作前导，造成50%存在风貌问题的对象无法整治干预，人居安全、公共服务的完善手段难以介入，整治深度和成效与西北侧形成了较大的差距。同时，以人居条件改善为目标，结合屋顶整治为切入点，切实带动了屋顶上架设施、房屋结构、屋内防水保温等要素的一体化改善，促使钟鼓楼周边环境整治工作不再像百街千巷时期止于街表，其工作触手进一步向院中户内延伸，并由单纯的物质空间治理拓展到了对人居生活质量的内涵提升。东城区在西城区先试片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环境整治拓展提升为遗产环境内的街区综合保护更新工作，以区域统筹更新的思路推进遗产环境保护展示、居住条件改善，乃至功能的复合转型和社区的更新重构。

 

4.2.2 腾退及整治成果优先回馈于民

 

整治过程中腾退盘整的空间资源用于3个方向的补足和更新，包括留住居民的生活改善，如成套独立厨卫空间的补足、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新居民新业态的引入。鼓楼西北侧环境整治片区中的旧鼓楼大街188号，前身为广化寺仓房，后翻建为3层平顶灰粉外墙小楼，由地安门派出所办公使用。借申遗推动，促成派出所腾退，通过功能调整落实了建筑降层整治，恢复到早期院落格局。后移交给旧鼓楼社区办公使用，并兼容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各项功能，响应居民需求，试行嵌入式托育服务[32]，持续开展公益性的京剧体验、非遗鉴赏等活动，补齐便民利民服务短板，丰富居民文化生活，院内公共议事，屋顶眺望钟鼓二楼，充分彰显了北京中轴线国家礼仪秩序与市井百姓生活高度融合的价值内涵。

 

4.3 适应钟鼓楼遗产环境复杂滚动问题的技术体系创新

 

4.3.1 建立分类分级问题台账，动态增减对象

 

通过对地段现状摸底调查，将风貌问题划定为屋顶本体、违建、生活类设施及屋顶架设设施4大类以及细分下的12小类，明确整治对象。同时结合风貌影响因素和工程复杂程度，判断各类问题的整治迫切程度，制定精细化的问题台账，并根据工作推进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类新问题，动态增补、消减任务清单，形成钟鼓楼整治工作的动态工作底账（图13）。

 

现状问题分级分类及台账示例

 

4.3.2 统筹规划指引，建立整治标准共识

 

以历史价值研究为基础，衔接《北京中轴线风貌管控城市设计导则》相关要求，在整治任务与工程实施之间补位环境整治规划导则，明确钟鼓楼整治愿景及各整治对象的治理标准。尤其重点研究补充各类屋顶问题及鸽舍专项等既有导则中未涉及到的整治类型及要点，细化可指导实施的各类要素的管控要求，并对各类问题制定具体的整治策略和示范方案，明确治理标准（图14）。

 

遗产环境整治专项导则框架

 

4.3.3 制定一户一案，兼顾动态实施调整

 

鼓楼西北侧片区结合申请式退租、拆违入户及在地居民意愿，制定一户一案。南部片区多为在居住和在经营户，针对呈现出的架设大型设施、大型违建及各类风貌问题杂糅交织的情况，划定9处综合整治对象，并参照历史影像，结合实施条件，为综合整治对象制定具体整治方案，力求通过点位治理达到一定的整治效果。此外，基于南部片区环境复杂、条件苛刻的实际情况，提出“工作前重检测，工作中重协调”的实施建议，保障整治工作的安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结合实施过程中的即时问题，现场及时响应协调，动态更新工程实施方案。

 

4.3.4 聚焦最小代价原则，平衡整治力度

 

整治工作多次聚焦最小代价原则，控制整治工程规模和扰动，整体平衡整治效果与整治力度之间的关系。比如申请式退租实现了部分公房违建的治理，但仍有大量私房和未退租住人违建，全部拆除代价太大。整治工作将超高、色彩样式不协调、体量过大的违建判定为显见违建纳入整治任务，降低了拆违工作难度（图15）。屋顶及外墙设施则以“先清理，再齐整”为原则。如区域内的太阳能板优先考虑拆除更换为室内电热水器，无法拆除的则统一架设高度或挪至视廊隐蔽位置，对于挪移有困难的通过遮罩等方式达到消隐目的。

 

显见违建判别与标定

 

4.4 工作组织模式迭代开启钟鼓楼下的共同缔造

 

4.4.1 总体工作组织模式的创新

 

北京中轴线申遗的工作组织特点在于跨级别、跨属地、跨部门、跨专业的多元统筹协作，钟鼓楼紧邻环境整治任务地跨两区，采用了“统一蓝图和标准，分区认领任务，分头组织，互为借鉴，协同推进”的组织模式。西城区小片试点先行，东城区片区整体推进，中轴线全域参行，形成了“示范破题—机制完善—路径推广”的方法论。

 

4.4.2 指挥部牵头，基层协同治理的“强组织”经验

 

在申遗行动任务的压力下，西城区采取了“指挥部”统筹机制，由区级建设指挥部牵头环境整治任务，在街道层面协同各相关局委办、社区居民、规划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形成集中协作平台。并由区派干部5名、指挥部干部1名、街道干部12名、社区工作者6名，与设计、施工人员共同组成多个下沉工作小组，开展入户工作，征求居民意见，落实方案调整，逐户完成整治签约，在利益相关人高度自愿和充分参与的情况下，保障了环境整治的高效保质推进。

 

4.4.3 社区居民深度参与环境整治方式与方案的建议

 

钟鼓楼遗产环整设计阶段，听取居民建议，采用“和居民一起做设计”的方式，如：请鸽户及邻居全程参与设计过程，由鸽户传授养鸽心得和鸽舍营造的技术要领，设计方在平衡风貌要求与鸽户需求的条件下，进行“一笼一案”的定制化方案设计。整治完成后，根据鸽户的使用反馈，总结形成鸽舍整治的5项技术原则，反哺纳入上位导则。

 

5 总结

 

上文梳理的北京中轴线遗产环境整治工作的整套创新方法和技术路线，是在吸纳近年来国内外文化遗产环境保护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北京中轴线在申遗阶段的具体实践形成的阶段性总结。其中“价值导向的工作框架”具有普适性，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及我国其他文化遗产要素保护传承的根本遵循；“以缓解人居矛盾为撬动点”的遗产治理经验，更多适用于高居住密度的历史城镇或与城市社区紧密嵌套的遗产类型，对我国近年准备申遗的景德镇、绍兴老城均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而“全流程的动态规划设计服务体系”和“多元协同的工作机制”则是一个开放的技术体系框架，包含了一系列的对症下药的“工具包”，有待在不同类型和条件的遗产环境整治工作场景中进一步运用验证、创新扩充。

 

申遗阶段的钟鼓楼紧邻地区环境综合整治，具体地实践了对北京中轴线遗产的整体性系统保护，由“遗产核心要素”延伸至“周边文化基底”，从“空间风貌整治”拓展到“遗产地的综合治理”，向世界证明了我国卓越的遗产保护管理能力，更提供了一条借助“申遗”的势能力量，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城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注释

 

1）“开展钟鼓楼紧邻地区环境综合整治”任务的总体要求为：实施钟鼓楼紧邻地区屋顶私搭乱建拆除整治，改善钟鼓楼俯瞰景观。整治钟鼓楼广场及周边公共空间，实施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停车治理，优化围墙、地面铺装、绿化景观等形成对钟鼓楼的良好烘托。净化鼓楼南望视廊景观，拆除烟袋斜街21号等影响风貌的建筑物并按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要求进行织补。

2）北京老城“背街小巷”整治“十有十无”标准即：有整洁小区环境、有规范停车场所、有无障碍设施、有安全供水供气、有基本消防设施、有畅通消防通道、有安防设施设备、有规范物业服务、有公众参与机制、有住区文化建设；无危险房屋、无违章搭建、无乱堆杂物、无乱拉电线、无屋面渗漏、无乱停车辆、无乱贴广告、无破损道路、无排水不畅、无损毁绿地。

3）第一，遗产环境应与遗产价值相符合，并符合保护遗产历史环境真实性、完整性的原则。第二，要符合遗产所在地的自然环境特点。第三，要满足遗产的安全性保护要求。第四，在遗产环境改善营造过程中，一定要突出遗产的本体，避免喧宾夺主。第五，要满足遗产地景观整体和谐性的要求。

4）《北京中轴线申遗项目评估报告》英文原件名为Beijing Central Axis (China) No.1714，其中有关“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的建议原文如下：Reinforcing the involvement of residents of the property and buffer zone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Beijing Central Axis by establishing a coordinating platform with clear mechanisms of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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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使用声明

在撰写本论文的过程中，作者在综述方面使用了AIGC工具。在使用该工具后，作者对其生成的内容进行了校对与编辑，并对该内容的出版负全部责任。

 

庞书经*（通信作者）

B.1983，清华大学硕士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总规划师

 

李明思

B.1986，武汉大学学士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规划项目负责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批准号：52278021

 

本文图表除注明外均由庞书经摄影、绘制、提供

 

来源：刊载于《世界建筑》202507期